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重温这篇著作。在党的作风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今天，进一步改善工作方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方法，特别是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面对艰巨的任务，面对复杂的情况，面对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就会一筹莫展，不知所措。毛泽东的一生，无论负责何种工作，都非常讲究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前，他还写过《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文章和指示，在此之后，他还为中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同志关于工作方法的许多论述和实践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本文结合这些论著简要梳理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以把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学习推向深入。

“只唱一出《香山记》”

    在毛泽东看来，众多矛盾之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繁杂工作之中，必有一个是中心。因此，开展工作首先要抓主要矛盾，抓中心或关键，以带动其他。在阐释这一方法时，他多次引用过两句戏文。1958年6月21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打了抗美援朝战争以后，我就把军队工作推给彭德怀同志了。我做工作就是单打一，搞那么一件事就钻进去了。我也提倡这个方法。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怎么出身，别的我都忘记了，头两句叫作“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我就采用这两句作为方法，这几年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就是只唱一本别的戏，军事，我就没有唱了。1964年3月28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向他汇报，“只唱一出《香山记》”的办法传达后，效果很好。毛泽东说：就像你们河北唱《劈山救母》一样，不能什么都唱。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

    其实，这个方法说到底就是工作应突出重点，抓住根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毛泽东的一生一直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很快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因而坚定地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个时期集中于指挥打仗，一个时期集中于理论创作，一个时期又集中于整顿党的作风。同时，他还反复地向全党强调这种集中精力干大事、要事的方法。

    1943年6月1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在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中心工作”，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也就是大脑里应有一根弦，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那么，“中心工作”或“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深思熟虑以后要明确，特别是要告诉下属和自己的团队，使之有所遵循。当然，能够“适时”地判定什么是“中心”，则需要独具慧眼。为此，要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凡事都要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懂得相互转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的任务未了，建设的任务又摆在了面前，百废待兴，千头万绪，首先应该抓什么呢？当时，有的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应当尽快地加以消灭。而在毛泽东看来，财政经济困难能否解决才是关系到新生政权能不能站稳脚跟的关键问题，因此，党的“中心工作”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他告诫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也就是说，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都可迎刃而解。

    毛泽东对抓“中心工作”的方法还从另一个方面作过阐述。1959年3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先是谈到了三国时袁绍决策“多端寡要、瞻前顾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一些事情，接着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稍后，他与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又讲道：“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所谓“多端寡要”，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分不清轻重缓急，力求面面俱到，什么事情都想做，结果无一做好。

    工作要做好，就要分清主次，重点突出。1959年4月5日，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一开始就强调，“别的事我不讲，只讲工作方法，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然后，他一口气讲了十几条。其中说道：搞经济计划，要有重点，有重点就有政策。没有重点，平均分配，就无所谓政策。这是很好的经验，跟我们历来搞政治、搞军事相适合。总要有重点，一个时期总要搞个重点嘛。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说：“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

学会“弹钢琴”

    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并不是说其他矛盾和工作就可以不管了。毛泽东说：“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香花与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就是说不能只看到“香花”，也不能只看到“毒草”，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落实到做法上，毛泽东提倡要学会“弹钢琴”。1949年3月，他写道：“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对此，毛泽东可谓是得心应手地进行了运用。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往往一方面强调中心工作是军事和打仗，另一方面又号召做好其他一切革命工作。1933年，在中央苏区的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上，他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抓好经济工作，相反，“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弹钢琴”的运用，集中体现在“十大关系”的处理上。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告诉党的干部：干工作要做到统筹兼顾。学会“弹钢琴”，先要心中有“谱”，胸中有“数”。钢琴有多少键，每个键能弹出什么音符，必须了如指掌。解决矛盾，要深入到矛盾中去，特别是要掌握与之相关的数字。毛泽东把“胸中有数”也列为一条重要的工作方法。它的基本要求是：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如果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在运用数据方面，毛泽东可谓是一个高手。比如，对中国革命的定位，就是他从中国占90%以上的农民这一“百分比”作出的。不是了解和注意到这一数据，他就不可能到农村去“闹革命”，不可能得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开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论述问题和布置工作任务，也经常运用到数字。最为典型的两个实例大概莫过于在政治上创立的“三三制”政权和在经济上制定的“四面八方”政策。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提出经济上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简称“四面八方”政策。他还强调，“‘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这也是他“弹钢琴”方法的具体运用。当然，毛泽东在运用数字方面也有过失误和教训。比如，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运动，紧紧盯住“1070”吨钢，提倡生产计划三本账，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正常发展。这说明对于数字运用一定要慎重，切不可想当然和滥用，否则就会有害无益。

两个“结合”

    1943年，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点。关于第一个“结合”，他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对此，毛泽东还做过两个比喻：一是走马看花，一是下马看花。他说：“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就是领导者要多跑一些地方，广泛接触实际，了解基本的比较全面的情况。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就是在一个点上深入下去，认真研究一些重要的、带本质性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就既能够了解到全面的基本情况，又能够抓住根本性的问题。

    针对第二个“结合”，毛泽东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因此，无论什么工作，都必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骨干带头，组织和发动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

    这个结合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点是对群众要“抓两头带中间”。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用之于实际工作，他特别注重典型或先进的引领作用。“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做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这个方法，现在领导干部仍然在普遍运用，比如各种考察活动。在毛泽东看来，典型是一种力量，树典型等于插旗帜，典型产生后，推动广大群众向这些“好样的”学习，由一到十，由点到面，就会逐渐形成一种气候。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二点，要坚持“一来一去”。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对此，毛泽东还说过：“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三点，他还这样说：当学生，当先生，当领导者。从群众中来，就是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所以，他曾提出，“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就是研究资本家如何剥削的一套；还要向土豪劣绅学习，他们的鬼鬼怪怪要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富，为什么能讨小老婆”。到群众中去，就是要做群众的先生，引导群众。他说，领导者就好像一个加工厂，从老百姓处学来的东西进行加工后，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要把心打通，不要架子。党员干部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第四点，要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要知道群众想什么，需要什么。抓人心，最根本的就是抓人的需要，特别是物质需要。毛泽东认为，领导者要想让被领导者跟着前进，必须给以物质福利，否则，就不能实现领导。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毛泽东深刻地领会了这一点。1942年12月，他更明确地说：共产党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那么，给人民什么呢？人民需要什么呢？当时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就是减轻负担和获得土地。正是紧紧抓住了土地问题，党才能把农民团结在自己身边。1938年，他指出：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只要给他们谋利益，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支持你。

    总的来看，“两结合”的方法是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实际工作的体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主要是对“事”来说的；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主要是对“人”来说的。领导工作说到底就是“以人谋事”。他还说：“我们跟蒋介石和日本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

善于当“班长”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他提出党委应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任何一个领导都处在一个系统中，领导者进行工作必须学会运用组织、系统及在组织、系统中进行工作。他说，一般情况下，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必须依靠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工作。怎样指挥好这“一班人”呢？或者这“一班人”如何一道工作呢？除了以上提到的，综合起来看，毛泽东论述过的还有如下几点：

    一是“互通情报”，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

    二是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予批评。

    三是抓得起，抓得紧。抓得起，是指抓全局，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自己“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王任重的日记则记述了他的一个工作实例，“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四是重视“开会”。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讲话、演说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他还提出过，要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相结合。这三种会议一般指的是群众大会、干部大会和领导班子会，把工作干好就得学会开这些会。

    五是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为了让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引用过历史故事。1962年1月3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刘邦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六、检查评比，及时纠错。工作布置下去，不能认为就完成了。毛泽东说：“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他还强调“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通过检查，一是督促进展，二是修正错误。毛泽东一生也犯过错误，但大都能自己纠正，应该说与这种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以上几点是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讲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难发现，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毛泽东明确指出过：“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还告诫党的干部：“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讲过的和用过的工作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游泳中学游泳”“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多谋善断，善于观察形势等等。但是，以上四种是最主要的，也是他最常用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是他的哲学思想在领导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是他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思想方法的现实体现，也是他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领导智慧的产物，是他在治党与治国具体实践中的独特创造。其中许多内容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特别是对今天加强党的执政和治理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和治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太原，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