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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要知道什么手术该做，什么时间该做，也要知道什么手术不该做，什么时间不该做。”做了30多年手术的蔡建强深知外科医生的职责。
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是蔡建强最愿意重返的时光。那是他作为住院医生最忙碌的岁月——爱人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一家人住在筒子楼，他站在楼道里系着围裙炒菜，时常是菜刚放进锅里，医院就打来了电话，二话不说，赶紧撂下铲子，关了火，解了围裙往医院跑。
如此敬业，即便是同行，也不能完全理解，而蔡建强却乐此不疲。他说，医者之心，是从医者对专业的不懈追求，又是对患者疾苦的感同身受。医之专、医之难、医之疼、医之美，构成了医之心。
2015年的一个冬日下午，我们采访了蔡建强。他的语速好似冬阳下的河水，清澈、缓慢，还伴着一点点稍纵即逝的宁静与灿烂。他逻辑缜密，条理清晰，那些声音，仿佛一粒生命力极强的种子，落地便生出了根。
——引言
银针与柳叶刀
位于北京龙潭湖畔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以下简称肿瘤医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亚洲地区最大的肿瘤防治研究中心。
早上八点，肿瘤医院外科楼腹部外科病房的患者们早早在病床上躺好，侧起耳朵，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门被轻轻推开，蔡建强率领的团队，伴着清晨的一缕阳光如约而至。
查房是医生的必修课，几十年来蔡建强坚持亲力亲为。在没有门诊和手术的日子里，他总会亲自带队。即使作为政务繁忙的副院长，他也没有把这项工作推给别人。即便周末，他也经常会去病房查看，并且要求团队里的医生也要这样做。
蔡建强的查房以严格出名，医生和护士没有不怕他的，因为他问得太仔细，查得太认真，发现问题后“骂”得太凶。他常说，如果一个医生对病人不负责任，那就失去了做医生的基本资格。
有时，蔡建强会搞突然袭击。猴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午，他没有知会任何人就来到外科楼病房，先在讨论室认真翻阅病历，并不时向管床医生问这问那。看到写得不清楚的地方，他眉头一皱，随即追问管床医生。管床医生早已战战兢兢，小心对答。蔡建强丝毫不减严厉，告诉他，应该清楚记录病人情况，不能有丝毫懒惰。
随后，蔡建强环视一周，对所有医生说：“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写病历最能反映医生工作的认真程度，这是外科医生必备的素质！”
接着，蔡建强去病房查看病人情况。为了查体时不让病人受凉，他习惯性地将双手放在两侧腋下。走到病床前，他一只手拉起病人的手，一只手轻轻地放在病人的额头，感受体温是否正常，同时微笑地俯下身问：“今天感觉怎么样？伤口疼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问完这些，蔡建强又叮嘱虚弱的病人不要过早下地活动。他一边听管床医生汇报，一边弯下腰看引流袋里的液体量，当他觉得管床医生的回答和自己的检查结果相符时，就会回身赞许地点点头。
查房结束了，蔡建强轻轻地为病人掖好被角，对病人和家属说：“别担心，恢复得不错，可以回家好好过春节。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跟我们说。”然后来到下一张病床。待全部查看完毕，他一边往门外走，一边叮嘱管床医生需要注意的事项，还不忘回头与病人挥手道别。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医院亦是如此。百姓生病，往往愿意去三甲医院，不是奔着硬件设备，而是奔着名医而来。而在肿瘤医院，蔡建强就是众多名医中的一位佼佼者。
当初，蔡建强刚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毕业，被分配到北京。面对同属协和系统的三家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整形外科医院和肿瘤医院，他选择了后者。因为肿瘤更难医治，他相信自己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当时肿瘤医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因为腹部脏器比较多，他就选择了腹部外科。
在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蔡建强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样的抉择，他从没后悔过。
蔡建强的手，厚实而灵巧，上面的老茧清晰可见。只有仔细辨认，方可看出上面的疤痕，有些是拜常年工作所赐，有些则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
与鲁迅因父亲生病而立志学医相仿，蔡建强也是因为给妈妈治病，而萌生了当医生的想法。
1968年的冬天，6岁的蔡建强随父母下放到吉林省磐石县的农村，虽然这里距离家乡吉林市并不算遥远，但城乡之间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
五年的农村生活，蔡建强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一到冬天，他的膝关节就会肿得厉害。而蔡建强的母亲不仅患有关节炎，还有肾炎和严重的偏头痛。
童年的蔡建强每天早上鸡鸣则起，帮父母干活，不知何为懒觉。六七岁时，就会擀饺子皮儿，稍大一点，劈柴、播种、收割、烧饭都不在话下。
采访中，蔡建强绘声绘色地描述着10岁上下时的自己，如何将木头从大到小，劈成一条条、一块块，码好堆齐。斧子、镰刀、菜刀、擀面杖，“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于是，腿上、胳膊上、手上也留下了很多“纪念”。
如今回想起来，蔡建强觉得，这样的童年经历，对于外科医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他手上细腻的功夫，就是从那时开始练就的。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5岁的蔡建强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
11岁时，蔡建强从农村回到城里，因为年纪偏大，他直接从小学三年级读起。1977年、1978年，全国恢复中、高考制度。和很多同学一样，之前几乎没怎么学习的他，一下子不知所措。
为了考上高中，蔡建强开始发奋。家里没有学习的地方，他就在厨房里学，挪开熟悉的菜板和碗筷，他把灶台当书桌，吃住都在这里。厨房仅小窗一扇，白天，他借着照进来的微光看书，晚上12点以后，才和衣而眠。
如此一年，蔡建强以全校第三的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吉林一中。接下来，像跑马拉松一样连续学习了两年。1980年，他顺利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
同样是在15岁，蔡建强已是一名“小中医”了。因为妈妈的头痛经常发作，一位会中医的亲戚，经常帮她针灸治疗。总是麻烦大夫，妈妈心里有一种不安。
蔡建强看到这种情况，就斗胆问大夫阿姨：“我能学针灸吗？”
尽管阿姨和妈妈都充满疑虑，但蔡建强还是坚定地拿起了银针，在自己患“关节炎”的关节处开始试验，经过一个多月，妈妈接受了儿子的请求。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多，他竟把妈妈顽固的偏头痛治好了。
方向盘、听诊器、大马勺——20世纪80年代，这三样工具代表着社会上三种让人艳羡的工作——司机、医生和厨师。据说，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永远饿不着。
3个“永远饿不着”的工作中，蔡建强可以胜任两个——拿“听诊器”，掂“大马勺”。
原来，利用大学的4个假期，蔡建强在吉林财贸学院学习了厨师面点。凭借医学专业的解剖知识，他切起肉来游刃有余，并且熟知肌纤维走向，平刀、顺刀、顶刀用得很溜。
治大国若烹小鲜。在蔡建强眼里，烹饪和手术也有相通之处。后来，经他手切除的肿瘤，小如蚕豆，大如婴儿头。他认为，这得益于在烹饪培训班对手感的训练。
1985年，蔡建强来到肿瘤医院。这双手，挥过镰刀、掂过大勺、捻过银针，终于操起了柳叶刀。
西游与东渡
20世纪末21世纪初，蔡建强曾两次赴国外学习观摩，一次是“西游”，一次是“东渡”。
杜塞尔多夫是德国伟大诗人和思想家海涅的故乡，海涅大学就是以这座城市最引以为荣的儿子命名的。海涅大学医学系历史悠久，可追溯到20世纪初，在德国乃至世界享有盛誉。1994年到1995年，蔡建强在海涅大学血管外科中心参观学习了一年。
彼时，蔡建强已有十年临床经验。但是，因为海涅大学的严格规定，他在学习期间不能接触病人，更不能动手做手术。在那里，他只能观摩。
不过，这也让蔡建强大开眼界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心脏移植手术，“整个过程就像看天书一样，各种管道系统虽然很复杂，但是井然有序，以前见都没有见过。”
从德国回来后，在科室前辈的支持下，蔡建强与大家共同努力，学习和开展“确保手术安全”的技能，使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肿瘤治疗更加专业化，手术死亡率大大降低，手术治疗腹部肿瘤技术逐渐成熟。
蔡建强也逐渐树立了自己对肝脏和消化道方面肿瘤的研究方向。
5年后，蔡建强又东渡日本，在著名的熊本大学做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在亚洲，治疗消化道肿瘤和肝脏肿瘤，日本是老大。日本是胃癌与肝癌的高发国家，病人比较多，医生的手术技术也比较成熟。”
当时的肿瘤医院院长和科室领导都非常支持蔡建强去日本学习，希望他能把先进的技术带回来，加强医院腹部外科的建设。在熊本大学医学部第一外科，蔡建强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平冈武久教授等几位日本著名外科专家，得以亲炙这些业界精英，让他异常兴奋。
那时，国内的腹腔镜手术刚起步，而日本则已非常普遍。蔡建强很珍惜近距离观看手术的机会，他一年时间完整观摩了600多台手术。回国之后，他立刻带领团队在肿瘤医院开展系统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2003年，蔡建强团队提出的“应用解剖分离方法行肝段联合切除治疗肝脏肿瘤”，通过了卫生部的成果鉴定。他们对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脏肿瘤患者采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结果术后无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还把原来40%左右的并发症发生率降到了7.54%，疗效十分肯定。后来，他们的手术方法被很多医院广泛采用。
通过分层解剖和去浆膜外组织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了胃肠手术后发生吻合口漏的情况，从而对消化道肿瘤手术建立起安全体系。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术，蔡建强团队所做的全胃切除有300例左右，无一例死亡。另外，结直肠手术的手术死亡率也是0。
“医生固然不是仙佛，但他必须得有仙佛之心，这也是对医生的要求和最高评价。”蔡建强说。
“蔡主任，在这里我斗胆请您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爸爸’，是您用精湛的医术，慈爱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一位名叫小佳的女孩儿写给蔡建强的信。
10年前，只有12岁的小佳突然被当地医院诊断为患有肝癌（后经肿瘤医院诊断为巨大肝脏腺瘤）。将女儿视为珍宝的父母立即带着她四处求医，辗转省内多家医院，然而得到的结论却是雪上加霜。
“看到省内3家医院都会诊无法手术时，真的像晴天霹雳一样。妈妈呆滞的目光，亲人红肿的眼圈，忧郁的神情，都让我钻心地疼，感觉世界都塌了。”小佳术后回忆说。
但是，小佳的父母没有放弃，几经辗转，小佳来到了肿瘤医院腹部外科的门诊。蔡建强清晰地记得小姑娘第一次来门诊的情景，“她当时很憔悴，脸色蜡黄，是典型的黄疸表现，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轻。”
果不其然，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几乎占据了整个肝叶，有15厘米左右大小。由于肿瘤过大，压迫了肝内的胆道，已经引起了较重的黄疸。
蔡建强立即决定让小佳住进病房，进行保肝、营养等对症治疗，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切除，迫在眉睫。
进行手术治疗，就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围的正常肝组织，这对病人的肝功能是一种巨大的打击。许多肿瘤巨大的患者，尤其是儿童，很有可能会因为术后的肝功能衰竭而生命垂危，因此术前的评估对于肝癌的治疗至关重要。蔡建强的团队不仅为小佳预约了腹部CT、核磁检查，还认真地为其进行了肝储备功能检查。
在一沓沓检查化验资料前，蔡建强表情凝重，不敢有丝毫疏忽。多年的外科经历让他深知，对这么小的患者进行如此大的手术，充满了风险和挑战，肿瘤贴近重要的血管，可能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致命的出血，这也可能是之前医院认为难以手术的原因。
最终，蔡建强还是决定为小佳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可能是小佳获救的最后机会。
一切按部就班。
入院第4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规则切除术。肝脏不规则切除术是一种肝脏肿瘤的切除方式，采用解剖性分离的方式，切除癌症病灶及病灶周围2厘米的正常组织，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肝脏。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需要术者非常熟悉肝脏的解剖，对肿瘤病灶有着精确的评估，唯有如此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切除，并将患者术中出血降为平常的1/10。
手术从早上8点开始，下午3点结束。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时，蔡建强嘱咐大夫，把小佳背后的腹带要打平整，然后把她身上的消毒液擦干净。原来大家都注意正面腹带摆平了，没有注意背面的腹带。
成功的背后，蔡建强的团队经历了重重艰难——首先，儿童的身体较小，而肿瘤病灶却显得硕大，这大大增加了手术难度。每个动作，每次暴露病灶都需要更加精确和小心。
其次，手术的最大难点是肿瘤贴近身体重要的血管，这让切除变得如履薄冰。“当时真是全神贯注，不敢有一点马虎，就当时的手术条件而言，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整个手术的失败，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作为助手的毕新宇医生，对那次手术记忆犹新。
手术完毕，术后的恢复成了最后的挑战。肝癌术后一般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肝功能异常，小佳也不例外。蔡建强亲自在床旁向小佳父母进行了耐心的讲解和劝慰，并密切关注着小佳的恢复。
在腹部外科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小佳的身体迅速恢复正常。如今，10年过去了，小佳已经成为一个大姑娘，还会时常问候当年的救命恩人蔡建强及其团队。
团队与家庭
“团队建设是疾病达到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蔡建强很少说自己，他总把“团队建设”挂在嘴边。
“没有优秀的个人，只有优秀的团队。”蔡建强经常对团队成员这样说，而这些他熬制的“心灵鸡汤”，可都是真材实料，肺腑之言。治疗肿瘤要规范、微创、个体化。他认为，规范就是“多学科长时间高层次积累的经验”，这里没有多少创新可言，有的只是经验。这样可以保证治疗不会偏移，不会出错。
“微创”如今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高频词。蔡建强说，很多人把微创理解偏了，微创并不是指腹腔镜手术，也不是指手术伤口小。他把微创上升为一种理念，要贯穿在治疗的全过程，“包括吃药、打针，都含有微创的概念”，所谓微创，就是以最小损伤换取最佳治疗。
另外，治疗要达到相对的个体精准，也就是个体化治疗。因为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术前仔细评估患者情况，包括合并症，比如糖尿病、高血压、肺炎、肾病等，需要充分考虑各种疾病与手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除了以上的三条治疗原则，蔡建强常和团队成员说起五字诀——稳、准、轻、快、狠。
“稳”，就像将军对战场的全局掌控，要胸有成竹，医生对疾病要有驾驭能力，稳扎稳打，手术前要对病情一清二楚，才能处置不慌。
“准”，就是精准，要有完善的评估体系，即手术做多大？采用哪种术式？手术中既不能破坏其他器官，亦不能增加任何副损伤。
“轻”，就是“要用心中的刀左右手中的刀”，尽可能避免在手术中碰到肿瘤，即“善待”肿瘤组织。“拿手去摸和拿器械去摸不一样，肿瘤也需要‘安慰’，它的生物学活性决定肿瘤不能过多挤压。”轻，还贯穿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给病人查体要轻、手术室中的器械也要轻拿轻放。
“快”，在治疗过程中尽可能地缩短时间，将快速康复（fast track surgery）的理念应用到肿瘤外科。缩短检查、治疗和出院时间，使病人尽早地恢复生活，回到社会中。
“狠”，永远要记住根治，不能姑息。保留器官功能和肿瘤切除均要兼顾，如果操作仅在一定范围内，没把肿瘤的活性区域拿掉，那么保护了器官功能，患者预后就会受到影响，决不能单纯为了保留器官功能而减少病人的寿命，换言之，要在保证肿瘤组织根治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保留器官功能。“宁多一道伤疤，不多一块墓碑。”蔡建强常说。
在蔡建强看来，肿瘤治疗不是单打独斗，外科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有多学科综合治疗（MDT）的理念。每周四，医院病理科、影像科、内科、放疗科和外科医生都会有一次会诊，通过讨论，来为患者决定最为合适的治疗方案。
韩玥医生说，蔡建强经常提醒大家，“外科大夫应该知道，手术只是在肿瘤治疗的一个阶段是主要方式，肿瘤的治疗往往需要多学科的通力合作。”
在腹部外科医生们的眼里，蔡建强严厉，甚至不苟言笑。其实，他在生活中有情有义。每年，他都会请团队成员和家属一起吃饭。餐桌上，他会给每位家属敬酒，请大家理解医生平日的忙碌。“这时候，所有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李智宇医生说。
在羽毛球场上，蔡建强还是运动健将。虽然已经50岁有余，他与年轻小伙儿单打，可以两个小时不下场。对待打球，他也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因为他知道，外科医生需要有良好的体魄才能胜任复杂的手术和应对突发事件。成功抢救一个病人有时需要十几个小时甚至一个月。
在蔡建强那里，医生们可以学到书上没有的知识。有一次，一位患者得了肠梗阻，在别的医院已经要做手术了，手术前来他这里再瞧瞧。他拿起听诊器，放在患者肚子上，听了一会儿肠鸣音，就说：“不用做手术”。他让病人躺在床上，他给揉了几十分钟的肚子，肠梗阻完全缓解，病人免于开刀之苦。像这样，让蔡建强给揉好的患者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医生们都很佩服，因为这种能力不仅书上没有教，现实当中也很少有人会。
“每个人的发展也是团队的发展。”张业繁医生说，蔡建强经常鼓励大家发表论文，监督大家学习，给每个人发展提供机会。
蔡建强把大量时间都花在给病人治病和建设团队上。他留给自己和家人的时间太少了。
“你也不嫌累。”“年轻人要培养。”这是蔡建强夫妻之间的对话。
“一年到头，他在家的时间不到一半。自从当了副院长，他每个除夕都是在医院过的。”说起蔡建强，妻子包雅琳不免有些埋怨。
去年，女儿从国外回来，妻子让蔡建强休假以便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但他却说自己从来没休过假，只能利用周末时间旅游。最终，拗不过女儿，蔡建强休息了三天，一家人出去玩儿了一趟。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包雅琳记得，2015年北京最冷的那个周末，医院的水管爆了，蔡建强连夜跑过去指挥抢修。“年轻时也这样，哪个病人出了问题，一个电话就给叫走了。”
时光仿佛回溯到20多年前，住在筒子楼的蔡建强还在用公用电话。邻居们都知道很多电话都是找他的，只要是病人有事，他会毫不犹豫地赶往病房，夜深了就干脆住在病房里。
平时，家里安排好周末踏青、休闲等，蔡建强常常变卦。尽管如此，女儿依然很崇拜他，“他已经很久没有时间施展厨艺了，和他在一起，很多事都是未知的。”
当生命之河流向中年的宁静深沉，蔡建强“回归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因为这就是真正的医者人生。所以，与20年前的“时刻准备着”相比，“时刻在路上”更能符合此时蔡建强的心情——但“在路上”也意味着永不停歇、永无止境，也唯有如此，方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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