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我给家里的保姆放假。假期还没过完，她就回来了。一问，是因为丈夫赌博，吵嘴后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提起近些年乡土文化受到的侵蚀，一位研究员代表感受深刻。
随着时代发展，乡村社会受到冲击，问题层层累累，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农村亟待“旧貌变新颜”。
怎么变？
今年两会提交审议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送来了春风。在草案三十六章《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第二节《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里，有这样的表述：“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何谓新乡贤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解释材料”中这样解释：“乡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特点。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有利于延续农耕文明、培育新型农民、涵育文明乡风、促进共同富裕，也有利于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培育新乡贤文化，“最关键还在人，还在新乡贤的引领作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代表如是说。
新乡贤正在涌现
10年前，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裴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代表，便有大烦恼。那时候的裴寨村，村委就一个喇叭、一间房子、一条椅子，村民住的是土坯房，吃水要到百里外，更揪心的是，宗族纷争，麻烦就像“一筐跳蚤乱蹦”，村主任的位置因此空了两届。
何以至此？
一个原因便是，乡贤群体的缺失。
回顾历史，历代乡贤代替或配合官府处理大量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架桥修路、挖渠筑坝、抢险救灾、尊师重教、纯化风俗、定纷止争、稳定秩序等。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乡贤文化自明清以来，开始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贤群体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愈加逼仄，近乎消弭。钱念孙代表说：“风筝断线了，农村知识精英都流向了城市，成了城市人。长此以往，农村成了空壳，魂就丢了。”
一个没有“魂”的乡村，是绝无半点吸引力的，怪不得，保姆要早早回城了。
人都是有感情的。
“魂”丢了，还是有许多人不被潮流裹挟，尝试着要找回来——这里头，有退休干部、学者，有大学毕业生，有成功商人，他们在广袤的田野上，伸出手，试图对接历史与未来。
2005年，裴春亮代表决定离开县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接过村主任这个位置。他的抱负坚决而明晰：让百姓富，使风俗淳。十年劳心劳力，他做到了。如今的裴寨，家家住别墅，风景美如画，人人谦恭有礼。
无锡市锡山区山联村党总支副书记朱虹代表也做到了。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大学生，村支书的一个电话，就让她放下城里的工作，从此一头扎进农村。在那里，“一天当两天用，雨天当晴天用，夜晚当白天用”，短短几年，偏僻贫困的山联村一跃成了“江苏最美村庄”，百姓富而有礼，生活有滋有味。
谈到乡贤，广东省侨联主席王荣宝委员最先想到的是归国华侨。“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座桥梁，第一所幼儿园，第一家养老院，第一座图书馆，哪一个不是侨胞们捐建的？”
对于王荣宝委员这番话，金辉集团董事长林定强委员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在福建，改革开放后回国投资的第一批人也是华侨，“对家乡对民族对国家，他们都有情结在”。
今年75岁的江苏省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赵亚夫代表是个农业科学家。2001年退休后，想着自己还能发挥余热，于是他决定扎到农村去。“既然要去，就选了最穷的村子句容戴庄村，当时村民的人均收入才2800多元。”带着技术，带着一颗心，赵亚夫代表一扎就是15年。现在戴庄村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人均收入跃升为两万元，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然而，仅扶危济困、带头致富就够了吗？显然不够。
浙江省长兴县新川村党支部书记张天任代表，近来有些糟心，“富是富起来了，可是搓麻打牌、封建迷信、浪费攀比等陈规陋习依然盛行。”怎么办？今年两会，他建议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乡贤群体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从‘物的新农村’向‘人的新农村’迈进”。
这个问题，福建省南安市蓉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代表也曾苦恼过，村子富了，难免会有利益的纠葛。怎么办？他成立了由36位乡贤组成的议事会，有疑难事就上会讨论。“拿养老金说吧，以前到60岁的，每年村里会均发600元，但富的人觉得轻飘飘，差点的又觉得不够。乡贤议事会一讨论，决定取消均等制，逢年过节，让全村的孩子们带着面线和鸡蛋一家一家去拜访老人。这样既教育了孩子，也把这部分钱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议事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乡贤们还是村务工作的考核者、监督者。
不管是本身作为乡贤的代表委员，还是代表委员口中的“乡贤”，在当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乡贤。
何谓新乡贤？新乡贤又“新”在何处？
“一般而言，有德行、有才华，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的人，可谓之新乡贤。”钱念孙代表告诉记者，“再宽泛一点说，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有行动，愿意为农村建设出力的人，都可以称作新乡贤。”
不管是传统乡贤，还是新乡贤，采访中，代表委员认识一致：新乡贤做的事说的话，能够引发共鸣，能够点燃激发农村群众善念，而“一旦点燃善念，很快就会铺天盖地”。
呼唤更多新乡贤
“点燃”的不仅仅是农村群众，还有两会代表委员、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
这些年，香港利万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志良委员一直在推介浙江上虞培育新乡贤文化的经验和做法，连续几年都有相关提案。他认为，“新乡贤是促进乡村治理的一帖良药”。
事实上，“新乡贤”概念甫一浮出水面，学界和地方就已经行动起来。学界自上而下寻找新乡贤，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发起“寻找新乡贤”评选活动，地方自下而上推选新乡贤，在浙江、湖南、湖北、贵州、甘肃和山西等地，“新乡贤”所发挥的榜样力量已经显现。
赵亚夫代表第一天到戴庄村，想给村民开个技术讲座，等了半天，只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村干部。第二场，来了7个人，此后，才慢慢多了起来，“首先要让百姓信，要和他们打成一片。”如果缺了这一环，单凭一腔热血扎下去，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年，跟我下去的学生，几乎没一个留得住的。”赵亚夫代表不无遗憾地说。
另一方面，要让新乡贤“帽子”戴得牢，还需要政府完善机制，搭建平台，培育新乡贤文化，增强新乡贤的认同感。“让他们愿意并乐于留在乡村施展才华。”钱念孙代表说，在培育新乡贤文化时，要警惕一个不良现象，“乡贤在与宗族结合治理乡村社会时，有时难免与私利交杂。以往有些人在处理问题时仗势欺人、假公济私等，那自是应当嗤之以鼻的。”
新乡贤文化并不等同于传统乡贤文化。
这方面在研究和实践中早有共识：新乡贤文化既汲取传统乡贤文化中的价值精华，又践行和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发扬传统乡贤品格，又凝练现代乡贤品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相契合、传统与现代相对接的文化。
朱虹代表说，两会后，她要做的一件事是，在村里粉刷文化墙。孝与德，古与今，都将会在文化墙上一一展示。她相信文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涵养作用，希望“最美村庄”不仅仅是在景观上，而是能延伸到人心里去。
（本报北京3月12日电 本报记者 吴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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