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工从“流动”到“留下”

“流动”容易 “留下”难  

    “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3月6日，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国威电子有限公司车间副主任易凤娇以一首并不轻松的小诗讲述着外来务工人员的酸甜苦辣。

    “这首诗反映了目前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但由于制度限制移而不入的社会现象。”身为农民工，易凤娇代表始终关注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长期以来，新生代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但又不能在城市安家，拆分式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流动的群体，长期在城乡之间奔波，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易凤娇代表说。

    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比上年增长1.3％。其中，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增长0.4％；本地农民工10863万人，增长2.7％。进城的农民工中，有大量“80后”“90后”。“他们进城不仅仅是为了打工，更希望能够留在城市。但城市却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

    “应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消除异地务工人员的‘过客’心理，推动实现农民工从‘流动’到‘留下’。”易凤娇代表呼吁。

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201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0%多。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划分，如同城市和农村之间横亘的高墙。尽管目前很多地方都实行了积分入户政策，但在易凤娇代表看来，积分入户制度设计存在唯学历、唯社保的倾向，不利于异地务工人员在城市落户。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在蔡继明代表看来，户籍改革除了使上亿农民工获益，还将惠及流动儿童、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诉求不同：老一代农民工是进城就业挣钱后回家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进城就业后能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则要求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十三五’时期，要认真分析实际问题，满足农民工的发展期待，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成果共享。”全国政协委员、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指出。

实现“人”的城市化要靠硬约束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此，易凤娇代表认为，落户政策属于公共政策范围，应召开多层面的听证会、讨论会，多听取异地务工人员的声音，制定符合农民工实际需求的政策，真正实现人的城市化。

    安居才能乐业。易凤娇代表希望，政府能加快公租屋和保障房建设，将异地务工人员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建设规划，加大住房保障投入力度，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更多公租屋和保障房，取消申请廉租房的户籍限制条件，让积蓄不多的异地务工人员住得起、住得下、能立身、能安家。

    在蔡继明代表看来，要实现人的城市化更关键的是着手制定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施方案，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险覆盖率、本地义务教育入学率、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社会救助覆盖率、医疗救助覆盖率等方面实现实质增长，同时将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形成硬指标约束。

    “人社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培训和社保政策；教育部门要充分考虑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民政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实施最低保障和救助政策；文化部门要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等，并将这些指标纳入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易凤娇代表建议。

    （本报记者 邱玥 邓晖 李慧 齐芳 杨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