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风气的确在变化

    接到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通知，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代表直接从贵州一个叫三宝侗寨的村子赶到了北京。此前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贵州农村采风体验生活。

    “深入生活，就是要真正地跟老百姓在一起，而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欧阳黔森说，“这一两年，文艺界的风气的确在变化，广大文艺工作者越来越能静得下心，沉得下去。”

从“要我去”到“我要去”折射作风之变

    关于文艺界近一两年来的新气象，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委员用“感同身受”来形容。

    以前文艺界弥漫着浮躁的气息，创作和演出都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但现在，‘要我去’变成了‘我要去’。”茅善玉说。

    从“要我去”到“我要去”，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文艺工作者态度和作风的转变。

    2015年，为复排民族歌剧《白毛女》，演员们主动去故事发生地河北省河坊村，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如主演雷佳所说：“体验生活本来就是创作的一部分。”

    2015年，在排演《鹤魂》时，中央芭蕾舞团年轻的演员们一次次深入到丹顶鹤群中，观察它们的习性动作，了解养鹤工人的生活，揣摩如何将鹤的真实动作进行舞台转化。“一次次深入生活，一次次与群众接触，我发现孩子们变得懂事了，对艺术的领悟力也变得更强了。”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代表说。

    “文艺工作者作风的转变，带动了文艺生态环境的改善。”在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韩书力委员眼中，这种改变是从行动到心理全方位的。

鲜活的生活让创作也鲜活起来

    深入生活，生活就会对其回赠，扎根人民，人民就会对其动情。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委员所说，鲜活的生活，让我们的创作技法也鲜活起来。在生活中发现题材、启发创作，才能体会到最真实的感情。

    “深入生活就像孩子吸吮母亲的乳汁，对创作者而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营养。”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委员说。

    32年前，关峡来到云南红河，搜集少数民族音乐、汲取创作灵感，创作出我国首部彝族题材的交响组曲《彝歌》。32年后，关峡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灵感被再次激发，打算将《彝歌》丰富扩充。

    在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委员看来，生活既包括现实生活，也包括民族文化的鲜活历史。为了塑造苏东坡的雕像，他曾数次去苏东坡的故乡四川采风；为了创作《延安窑洞对——毛泽东与黄炎培，1945年》，他曾重走西北革命故地，体味特殊年代特殊人物的生活与心境。在他看来，历史所通向的就是生活本身。

让“深扎”成为文艺界的常态

    如何让文艺界的新风气成为常态而不是一阵风？

    关峡认为，可以通过建立创作基地，让艺术家和基层的双向互动常态化。5年来，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在重庆、昆明等地建立了基层文化联系点和创作基地，以便作曲家们深入生活、创作作品，同时促进当地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传播，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

    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席强委员建议，从文化部至直属院团，再到地方文化厅局和所属院团，都应该将采风纳入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各院团应着力在各地建设采风创作基地，从体制机制上理顺采风与创作、艺术家与基层之间的联系。

    然而，很多文艺工作者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很多时候面临着不知到哪采风、找谁采风以及经费、资源缺乏等问题。对此，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王兴东委员认为，需要国家在政策、资金上对深入基层的自由职业者予以扶持。

    （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本报记者 韩业庭 鲁博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