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的供给侧

    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独立发现外尔费米子、发现剪接体的三维结构……2015年，我国基础研究涌现出一批高质量、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科学基金在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2016年，既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又恰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基金委）成立30周年。展望下一个五年，中国的基础研究又将会有哪些期待？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基金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1986年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至今已30年，杨卫表示，“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级研究资助机构中，我们已经发展为世界学术产出最大的资助机构之一。”他举出一连串数字：2015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强度达到222亿元，是30年前的277.5倍；资助4万多个项目，是美国科学基金会年资助项目的两倍有余；资助率接近25%，与国际上资助效果较好的基金基本持平。

    据权威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截至2015年9月）我国发表科学类的国际论文158.11万篇，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标注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比重达62.1%，2014年基金委资助的学术产出已占世界总产出的11.5%。2014年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为5505篇，排名世界第二位，其中标注科学基金资助的有3060篇，占55.6%。

    此外，2015年度获国家科技奖励成果中许多源于或得到过科学基金的支持。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光子纠缠及干涉度量”曾先后得到32项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自然科学二等奖共41项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科学基金的资助。一批处于世界科学前沿、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创成果的涌现，正是科学基金提供源头创新动力的最新成果。

    杨卫认为，当前全球的基础研究还处在上一轮科学思想突破后的不断推演过程中，各学科取得的巨大进展都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框架，缺乏能产生新的链式反应的科学突破。“这一情况对于科学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他表示，技术的发展路线图可以在最新科学发现的基础上进行预测，但科学的发展路线图却颇难提出。而我国当下基础研究的一个短板是缺乏对科学发展的顶层预测能力，这可能受制于还没有涌现出足够的大师级科学人才。“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把握得当，持续发力，才可能跳起来抓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科学基金开始了对我国基础研究的超前部署。杨卫指出，“在‘十三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科学基金要助推我国基础研究实现与科技发达国家的‘三个并行’，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战略支撑，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基础。”“三个并行”是：“总量并行”——在投入、产出总体量与美国等科技发达国家相当；“贡献并行”——在学科发展主流方向的形成过程中有中国科学家里程碑式的贡献；“源头并行”——中国对世界科学发展有重大原创贡献，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源头创新工作。

    “三个并行”是我国基础研究数量和质量水平提升的整体表征，在国家创新能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各项“并行”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是一个积叠、渐进的循序发展过程。“根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规划，到2020年应该能够达到总量并行，2030年达到贡献并行，2050年达到源头并行。”杨卫表示，到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占研发投入比例有望接近10%。论文总量，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论文总被引用数将上升为全球第二，前1%高被引论文作者占全球10%，而由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总量将争取达到全世界总科学论文量的15%。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供给侧，创新是创新驱动的供给侧，而创新驱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供给侧。”杨卫说，“而科学基金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战略支撑，务必更加聚焦基础、前沿和人才，以此不断强化创新驱动的动力源泉。”（本报记者 杨 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