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工科”造成顶尖技术人才匮乏

    去年10月，美国媒体刊发报道称“中国造核动力航母尚需时日：冶金落后”。所谓冶金落后是指中国严重缺乏建造航母所需特种钢材的冶炼能力。我国现在的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却腰杆不硬，原因是衡量一个钢铁强国的标志是看特种钢材占钢产量的比重，美国特钢比重占22%、日本占28%、瑞典占50%，而我国仅占5%。这造成我国钢铁一方面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建造航母所需要的高端特钢的研制能力严重不足。

    航母是大国科技、工业精华的结晶，大国只要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如冶金技术、特钢），航母的建造与性能就会大受影响。所以，大国与中小国家的区别在于，大国必须建立一套既独立又全面均衡的科技、工业体系，不能有明显的短板，否则就会受制于人，这就要求我们工科高等教育也必须全面而均衡，不能有明显的短板。

    然而，与国家需求如此迫切不相适应的是，我们缺乏该方面的一流技术人才。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翁宇庆院士曾多次呼吁，我们现在钢铁研究队伍严重缺乏后备人才，现在的年轻人都倾向于搞金融、经济，很少有人愿意学冶金，搞钢铁研究。

    不仅航母，中国航空工业在发动机领域也受到技术瓶颈的困扰。近年来，在国家高度重视下，我国对航空发动机研发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虽然“不差钱”，但对国外的追赶仍举步维艰，困难重重，而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像吴大观这样的大师级航空发动机顶尖技术专家。目前，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6人，人数实在太少。

    笔者认为，中国特钢、国产航空发动机落后症结就在于严重缺乏顶尖技术人才，这与金融、经管专业报考过热，大量分流理科状元密切相关。理科状元集中报考名校金融与经管专业，已然对产业技术人才形成“掠夺”。

    在金融业超高薪酬的诱惑下，全国各著名高校金融专业的报考都热得发烫。另外，国企、民企、外企高管们的高薪也有很强的吸引力，考生们纷纷报考名校经管专业以圆自己的“高管梦”。

    北京大学以文理见长，北大文科专业最火的当属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经管专业，这两个专业每年不仅吸引了全国多数省级文科状元来报考，而且还通过文理兼收方式吸引了不少省级、地市级理科状元来报考。

    清华大学以理工见长，但清华大学报考最热的并非是工科，同样是该校经济管理学院的金融与经管两个专业。过去清华录取理科状元大都报考工科专业，而如今他们当中学金融、经管的越来越多，学工科的越来越少，这几年清华金融、经管专业录取省级理科状元比清华任何一个工科专业录取的省级理科状元都要多。

    总之，名校热得发烫的金融、经管专业已成为以理科状元为代表的中国理科优秀人才的首选，但中国的发展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仅靠金融与经管人才就能实现吗？当然不是。但现在，理科优秀人才“逃离工科”现象愈发严重，工程师职业已逐步丧失了对理科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这必然导致了产业顶尖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

    即使有一些理科状元报考理工科专业，一般也局限于报考北大清华的理工科专业，不会去选择报考北大清华之外的其他著名高校的理工科专业。但是，北大清华虽是中国顶级的两所名校，却不是什么理工科专业都有，也不是什么理工科专业都是全国最强。例如，北大清华均没有航空发动机和钢铁专业，航空发动机专业最强的是北航与南航；钢铁专业最强的是北京科技大学与东北大学；造船专业最强的是上海交大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军工专业最强的是西北工业大学与北京理工大学。仅就航空发动机和钢铁这两个传统工科专业来说，虽没有金融、经管、计算机、生物、通信等热门专业那样时髦和风光，但关系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所以非常重要。

    管理学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木桶原理”，一个木桶容量取决于水桶中长度最短的木板，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发展中，顶尖技术人才应均衡分布，各个专业和领域都需要顶尖技术人才和科技领军人物，不能有短板，否则就有可能受制于人，以至于被人卡脖子，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大国更是如此。

    笔者认为，理科高考状元不是一般的考生，他们具有超人的智商与学习钻研能力，他们经过培养更有可能成为我国所急需的顶尖级技术人才乃至院士级大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名理科状元去报考航空发动机、钢铁等传统工科专业可能比100名普通学生去报考这些专业意义大得多。而现在的情形是，报考金融、经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的理科状元过多，就必然出现一些领域和专业（如航空发动机、钢铁、军工等）顶尖技术人才严重偏少的不均衡状态。

    笔者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听任理科状元一窝蜂报考金融、经管专业，不能对理科状元的报考学校和专业的选择釆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应该引导理科状元的专业志趣，均衡报考，鼓励理科状元报考除北大清华之外的其他重点高校的重点工科专业（如航空发动机、钢铁、军工类等专业）。要做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前提是三百六十行均有理科状元报考，这样，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均衡发展，才能避免出现“最短的木板”，才能为各个行业都能输出顶尖技术人才。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制度经济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