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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9日 星期一

    帝国书写 时代气象

    ——从制度层面看赋体的时代特征

    作者:许结 《光明日报》( 2016年02月29日 08版)

        编者按

        辞赋是我国古代各体文学中最具特色、也最具文体边缘性的品种,亦诗亦文、非诗非文的界定也难以穷尽其博杂的内涵。唯其如此,赋作为一种文体,与骚、颂、箴、铭、诔乃至诗歌等各体韵文,往往形成兼综杂糅的关系,并对后起的骈文、曲子词、说唱文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从战国晚期开始,两千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名家都曾创作过辞赋。辞赋甚至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极大范围的推广普及。即使至当代,人们依然喜欢运用辞赋这一文学体式来抒写情志,描述祖国大好河山。

        在漫长的赋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骚体赋、文体赋、诗体赋、骈赋、律赋、新文赋等多种形态,以及大赋、小赋之辩,古赋、律赋之争等等。就题材而言,由楚骚的贤人失志,到两汉的京都宫苑,再到魏晋逐渐发展为抒情、言志、体物无所不可叙写表现的文学体裁,辞赋在历朝历代被人们广泛运用,从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辞赋作品。然而,无论是辞赋体制形式的演变,还是题材内容的发展,都与某一特定时代之制度、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辞赋与时代的关系,是辞赋研究中永恒的课题,而汉、唐两代因其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而尤其值得关注。许结、张新科、刘伟生三位教授的文章,分别从整个赋史、汉代、唐代三个不同的维度,探讨社会制度与赋体的时代特征之间的关系,阐述汉代社会对汉赋生产、消费及接受的影响,揭示唐代辞赋的生命活力与时代价值。通过阅读这三篇文章,也许能让我们对辞赋演变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有所了解,并进而产生对此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的兴趣。(郭建勋)

        任何一种文学或文体,其创作本身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记,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具民族特征且自觉表现时代特征的,辞赋较为典型。我们姑且不论“赋”字本义以及由“赋诗言志”演变到文体之赋,仅从汉人论赋所言“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已喻示了由“赋”到“赋体”的制度化内涵。对此,《汉书·艺文志》采取“截断众流”法概括出由春秋行人“赋诗言志”经战国楚臣“贤人失志之赋”再到汉代“侈丽闳衍之词”的大赋创作的形成。然而,汉人以“古诗”衡“赋”,虽在“抒下情”(诗之讽喻)与“宣上德”(诗颂与赋颂)之功用,却启示了对赋体的认识,《诗》“六义”说的介入最为重要。可以说,从《毛诗序》“诗有六义”“二曰赋”,到郑玄解《诗》之“赋”在“铺陈善恶”,再到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开宗明义谓“《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由表现方法的“铺”(赋事)转向文体意义的“铺”(赋文),正是赋体由“蕞尔小邦”(楚赋)到“蔚然大国”(汉赋)的完成。清代康熙皇帝为复兴“赋学”敕陈元龙编《历代赋汇》,亲撰《序》语“赋者,六义之一也。……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并列举“汉兴”诸家“制作尤盛”、“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这其中由汉代开启的“献赋”与唐宋盛行的“考赋”的制度化,可以看作赋体昭示时代特征的一个重要视域。

        尽管赋史中有大量并不囿于当时文化体制的文人个性化创作,而且就赋中“体类”而言,六朝的骈赋与宋代的文赋多游离于制度且不乏精品,然从赋体创造的基本精神与总体构建而言,其与“帝国文化”顶层设计关联而表现出的“帝国书写”,才是赋体异于他体而彰显其时代精神的结穴所在。为简要说明问题,兹择古人论赋的三句话,略陈几点看法。

        第一句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这说明赋体宜彰显的时代气象。《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指创作主体的赋家要胸襟开阔,气象博大。其实,这种胸襟又源自外在物象的投射,昭示了超越楚臣“贤人失志”转向汉人“体国经野”的时代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成为赋体创作的一大传统。对此,可追溯到汉赋创制背后的三大制度,即京都、中官与乐府制度。其中与时代气象最切合的是京都制度。萧统《文选》选赋首列“京都”,因为汉以前没有真正意义的京都文学。帝都构建始于秦始皇,而京都文化的构建,包括京都文学的出现则在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虚构的三个人物,“子虚”代表楚臣,“乌有”代表齐臣,而“亡是公”则代表天子使臣,赋中以“亡是公”折服“子虚”“乌有”,本身就是以宫廷天子文化压倒藩国诸侯文化的思想折射,是与武帝朝“抗匈”与“削藩”政治紧密联系的。至于班固《西都赋》描写的“隆上都而观万国”,张衡《东京赋》说的“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典型地展示了赋体文学的“体国经野”的雄心与意志。后继者如晋左思《三都赋》、唐李庾《两都赋》、宋周邦彦《汴都赋》、元黄文仲《大都赋》、明顾起元《帝京赋》、清乾隆帝《盛京赋》等,都在表现统一帝国的雄规壮举,诚如顾起元《帝京赋序》所称“仰观帝京之盛”,“以扬国家万年之庥”。

        古人说“赋体恭俭庄敬似《礼》”(袁栋《诗赋仿六经》),刘勰论赋“体国经野”语也来自《周礼》,这不仅表明赋体书写结构类似《礼》经之经纬交织,同样也决定于赋的时代气象,即突出表现在对“天子礼仪”的描绘。包括以“天子校猎礼”表现“文德既昭,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的国家意志,以“天子郊祀礼”表现“扬乐和之声,作画一之歌”(班固《西都赋》)的政教形象,以“天子朝会礼”表现明德敷仁的外交风度,如班固《东都赋》“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的描写,最为典型。从汉人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到唐人杜甫献“三大礼赋”,以及宋人大量的赋作如刘弇《元符南郊大礼赋》、孔武仲《四海以职来祭赋》等,皆一脉相承。当然,赋家通过国家形象的描写展示时代气象,始终贯穿着“德教传统”,就是班固所谓的“宣上德”与“抒下情”,“颂”与“讽”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关键在“有德”与“述德”。如扬雄《长杨赋》论汉成帝时的“讽”(奢侈)与张衡《东京赋》论汉明帝时的“颂”(礼义),即为例证。

        第二句是“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引魏收语),这既是要求赋家必备因才辨学与驾驭群文的能力,也指明“赋兼才学”的文体本质与时代需求。在古代社会,除了文士献赋以逞才学,更突出地是赋体用于唐宋以后的考功制度。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根源于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与采取什么方法,古法今事,固然不同。治赋学者对古代的“献赋”与“考赋”多有关注,然而为什么以考赋为考功呢?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古人选才,技能培训主要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完成,而“科举”取人,重在文化知识基础,尤其是才学的考查,而赋文恰恰成为“兼才学”的范式。清人汤稼堂论及唐代闱场始兴考律赋后继谓:“自五代迄两宋,选举相承,金起北陲,亦沿厥制。迨元人易以古赋……国家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轹宋,律赋于是乎称绝盛。”(《律赋衡裁·例言》)概括千年考赋,简明清晰。这又体现于两个面向:一是学问,宋人赞美考赋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孙何《论诗赋取士》)、“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区别而论,赋重才学,诗重才情,又颇不同。二是辞章,赋为修辞艺术,所以唐代白居易《赋赋》赞美闱场赋“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清人刘熙载直谓“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艺概·赋概》),赋已被视为一种文学素养而得以张扬与发挥。

        第三句是“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汉书·叙传》评司马相如赋语),这其中的一“物”一“观”不仅拓开赋家广征博采、厚积薄发的境界,而且提示了赋体与他体相较更重“当代性”的创作意义。赋观什么?当然在观才学与观风采。这其中有一“物”字在,即“博物”,可以说,无论是汉人说“感物造端”(《汉志》),还是晋人说“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赋家面向客观世界的物质光华而加以描绘,诚为与他体相异之特质。这也决定了赋家超胜前人的“当代性”意识。与诗创作比较,诗人对风骚的推尊自不待说,即如陶渊明,后人评说唐人仿效也是“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沈德潜《说诗晬语》);而看作赋者的态度,如张衡《二京赋》说当朝“富有之业,莫我大也”,左思《三都赋》批评汉人马、扬、班、张赋“于义则虚而无征”,李白《大猎赋序》斥汉大赋是“龌龊之甚”,元代黄文仲《大都赋》开篇就说“窃惟大元之盛,两汉万不及也”,贬抑前人,凸显当代,与类“诗”的骚体赋相比,当然更突出地表现了对汉人奠定的大赋体的创造。

        赋体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文学样式,属于“雅文学”传统,其以“闳衍博丽”的辞章所体现的气象、学养与当代意识,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与古代的“献赋”“考赋”制度相关,却又具有超越制度本身的文体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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