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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毕业生邹韬和姚晶晶先后获得澳洲国立大学和法国里尔科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教职聘书。自2008年该院第一位在海外获得教职的博士生曾玉萍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任职以来（该校最近已通过了曾玉萍的终身教授申请），光华管理学院几乎每年都有博士获聘海外教职，逐渐改变了过去国内商学教育领域从海外单向引入博士的状况，开始向海外学术界输出由中国本土培养的经管博士。
其实，我国自己培养的数理化博士在海外获得教职，早已不是新闻，他们在海外，尤其是香港的高校很容易找到教职。然而，受制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商学教育起步较晚等因素，中国本土培养的经济管理类博士在海外获得教职，却并非易事。
海外教职，曾经离本土经管博士很遥远
“我们本土培养的经管博士能获得海外教职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教职与其他职业不同，它对学术水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30年来，中国的商学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但与数理化等发展历史较长的学科相比，我国的商学教育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国际水平有很大差距。”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龚六堂教授说，这种差距，首先来自商学教育所处的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仅有30多年的历史。其次来自学科的历史，国内商学学科发展也仅有30多年。
过去，国内商学学科的教学体系、研究体系、培养方式、语言交流方式都与海外不接轨，相应的也就无法在学术上与国际对话。这种环境下培养的人才，也能就职于海外的某些经济领域，但如果是事关学术的教职，那就基本上没有可能了。
改革创新，博士生培养向国际标准看齐
“出现转机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海外归来的博士们强烈地意识到国内商学教育与国际水平存在巨大差距，于是着手改革，从此中国的商学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龚六堂说。
光华管理学院是改革的一个缩影。从1998年起，他们完善硕博连读博士候选人选拔机制及研究生课程体系，取消博士生导师招生制度，进行学制改革，采用国际通行模式培养学生。2003年，设立全英文授课的IPHD项目（国际博士），招收留学生，参照北美研究类大学博士培养模式，培养商学院研究人员、高等教职人员。
2006年，光华管理学院启动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计划，资助博士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学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讲论文和做报告。2011年，设立“博士生长期出国资助”计划，每年资助优秀学术研究生前往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进行交换学习和研究。
“让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不仅是希望帮助学生开阔国际视野，也希望让国外的院校对中国学生有‘可见度’，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学生的研究水平。事实上，学生在交流期间与知名教授合作，很多人都完成了高质量的博士研究与论文写作，得到海外院校学者的认可。当学生应聘海外院校时，这样的‘可见度’就非常有帮助。”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主任徐菁教授介绍说。
此外，2012年，光华管理学院率先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逐步从以考试为基础的应试选拔机制转向申请审核机制，从学科背景、专业素质、研究技能、外语水平、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多层面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这些改革使得学院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培养的博士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龚六堂说。
立足中国，随中国影响力登上海外高校讲台
受到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有了在国际学术界行走的能力和水平，是本土经管博士能够获得海外教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本土经管博士获海外教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长期以来，海外高校的一些主要院系都会聘请一位华人教授，除授课外兼做与中国高校间的国际交流，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开始资助这些教授研究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大经济体。这些华人教授以前多是欧美高校毕业的，或者本科就从中国出国留学的，他们不太了解中国实践，多是用数据分析来做研究，这就比不上在中国实地对中国经济进行学术研究，介入很深的中国本土博士生。”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主任路江涌教授分析道，“我们的教改目标是与国际接轨，但不是欧美化，而是用国际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领域的问题，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而这些获海外教职的博士生了解中国的实践，在读期间都在中国经济管理研究方面有专长。”
据了解，早在1998年，光华管理学院就开始了“中国企业管理案例库组建工程”，案例库的每个案例都是教师带着学生深入一个个企业调查研究而来，路江涌教授现在还带着学生到北京中关村了解中国企业情况，做调查，搞研究。
可以说，中国本土经管博士是随着中国影响力而登上海外高校讲台的，这种影响力还包括海外高校的中国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其中选择工商经管专业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高校希望配备有中国背景的教师。这是本土经管博士获海外教职的第三个原因。”龚六堂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 王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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