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志千态 唐楷宝库

    千唐志斋博物馆馆藏唐代墓志，基本上都是从洛阳北邙山及其附近罗致而来，志主身份从相国太尉到刺史太守，从处士名流到宫娥才女，从百姓杂家到无名小辈一应俱全，几乎涵盖了有唐三百年的各个时期，起于贞观元年（627年），止于天佑四年（907年），立体式地反映了唐代书风的历史演变。“质以代兴，妍因俗易。”初唐的劲健华逸，盛中唐的宽博茂密和晚唐的劲媚瘦硬，无一不在馆藏唐志中一一再现。

    唐代楷书楷法度严谨，而千唐志斋馆藏唐志楷书，却各有新样，个个鲜活。

    初唐和初唐以前，墓志很少留有撰书者姓名，尽管不乏优秀书迹，但也无法考证书者何人。盛唐以后，书家署名渐成气候，千唐志斋馆藏唐志中出自名人或名书家之手的不在少数，如宰相狄仁杰、刺史崔倬、诗人王少伯（王昌龄）、李邕的族侄李昂、名才士孙逖之侄孙公辅，书法家徐浩，以及权遽、李凑、张文哲、苏广文、徐顼、徐现等，他们恪守唐楷法度，强化点画端饰，风格各异，代表着唐代上层主流书风的面貌。

    馆藏墓志书法除名家手笔外，绝大多数出自地方官吏、民间文人之手。也许与唐代高度重视书法和书法教育有关，这些中下层乃官吏和民间文人的书法都能紧紧傍依主流书风。“欧体”的森严、“虞体”的圆融、“褚体”的细劲华逸、“颜徐”的宽博茂密、“柳体”的清瘦劲健，无一不惟妙惟肖，亦步亦趋。他们不囿于唐代主流书风，而是遍取前代的各种样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唐代开放的胸襟和对传统的坚守。魏晋南北朝楷书以钟繇、“二王”和北朝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为代表，分别以古朴、新妍和古拙质朴著称，隋代在南北书风融合的基础上演绎出四种类型的楷书。按照沙孟海先生的分类：平正和美一路，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其渊源在于二王，下开虞世南、殷令名；峻严方饰一路，从北魏出，以《董美人》、《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出，以《曹植庙碑》为代表，下开颜真卿；秀朗细挺一路，从北齐出，运笔细挺，以《龙藏寺》为代表，下开褚遂良、二薛。这几种风格在千唐志斋馆藏唐志中都明显地被继承下来。

    千唐志斋馆藏唐志中也有对“魏碑体”和“写经体”的借鉴和创变。姑且称之为唐代“魏碑体”和唐代“写经体”。唐代魏碑体朴拙严整，兼具唐楷和“魏碑体”的二元特征，诸如永徽四年（653）九月的《唐故庆州弘化县令张君（皎）墓志》和麟德元年（664）的《大唐卫州故司马王善通墓志铭》等。唐代写经体“修整自持”而又轻盈灵动，如咸通二年（861）《唐故宋州砀山县令荥阳郑府君（纪）故范阳卢氏夫人墓志》和长安三年（703）无名氏书丹的《大周故将仕郎宋州虞城县尉张府君（君表）墓志铭》等。

    唐代的世家大族，往往家学渊源深厚，甚至直接魏晋，如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他们本是魏晋时期的名门望族，又是书法世家，沿袭着“家传师授”的学书习俗，朝代更迭，但其子孙后代中的优秀者络绎不绝，一方面保持了其家学、家风，一方面又吸收了社会上的一些优秀文化。其家族墓志书法既能傍依书法的发展，又有自家的独到之处，总体感觉正统端严，如崔弘礼墓志等。

    在馆藏唐志中，有不少宫人墓志和穷苦人墓志，制作粗糙，文辞鄙拙，字体草率，显然是乡闾书手之作，但却表现出书法的另一种美——野性的稚拙。完全不顾唐楷森严的法度，从容真率，无所遮掩；完全是一种不假雕琢和掩饰的本能或本色流露，“率真天然，忘情罕逮”。这就是清代书法家赵之谦所赞赏的书法之美：“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夏商鼎彝，秦汉碑碣，齐魏造像，瓦当砖记，未必皆高密，比干、李斯、蔡邕手笔，而古穆浑朴，不可磨灭，非能以临摹规仿为之，斯真第一乘妙义。”

    （杨庆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