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字学和思想研究结合起来

    在我印象中，文字学、训诂学是非常狭窄的领域。对于《说文解字》的分析讨论可以回顾、可以展望，我更感兴趣的是展望。那么《说文解字》或者说“文字学”怎么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呢？我个人认为，国内外的学术界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字学没有和哲学联系起来，只是专门研究很狭窄的一个领域、一门学科。我是“章黄学派”的后继者，我们最重视的是对《说文解字》和文字学的考证和研究。为什么文字学和哲学，不能完全分开，要结合一起研究呢？因为研究训诂学、文字学只是一个步骤，是第一个阶梯，把传统文献文本方面的问题解决好以后，有了扎实的基础，才有资格进一步谈论哲学的东西。现在的哲学界不是这样，海外汉学家的一些著作，从思想层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他们知道《说文解字》，但是了解到什么程度却是不确定的。历史上倒是有些例外，宋代的朱熹，我们一般把他想成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但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训诂方面的研究是行家。到了清代考据学兴起，戴震、惠栋、段玉裁、王念孙等，这些人非常重视考据、文献、文字学，但这些人只在文本整理上有突出的成就。未来，如果要研究文字学，就要想办法将它运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用文字学的知识，或者传统文献学的知识，来发扬中国古文化。如果爱好哲学，则需要往后一步，从文本、文字开始研究你所要研究的问题。

    美国汉学家安乐哲是研究儒家思想和中西方文化比较的，他曾说过：儒家思想或者国学汉学，已经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属于世界的。我们可以把文字学、许学这些概念包括进去。就像德国的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早已不是德国的音乐，而是世界的音乐。你并不需要做德国人，就可以欣赏、演奏、指挥。全世界的人都在研究中国传统学问，《说文解字》、许学，已经成为世界的文化资产。

    像冯友兰、胡适这样的中国大师，我们之所以认识他们，是通过他们思想方面的著作。而这些人本身对传统国学吃得也很透，他们并不以文字学见长，但是他们在文字学、文献学、训诂学方面也深有研究。基础打扎实，再进一步研究中国的文化、思想、精神，才会做得出色。从明朝来华的传教士到传教士之后的欧洲早期的汉学家，他们有一个长处，就是对传统学问、文字学、训诂学、校刊目录版本学、音韵学等非常熟悉。

    从山东大学《文史哲》创刊以来，我们发现文字学的知识对于中国文化传播到海外去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我认为，传承或者继承许学的光辉，应该把文字学和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