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

    张之洞的人生历程几乎与晚清相始终，尤其是其后半生作为重臣名宦，在军国大事中举足轻重。袁世凯则较晚出，迟至清末起家，尤其是民国代清之变局及民初政坛中的要角，但最终死于因复辟帝制而遭举国讨伐的惊涛骇浪之中。袁世凯宦海沉浮、荣辱成败上的变化之剧、反差之大，张之洞未曾有之。不过，两人间毕竟有过多年交集，既同为清朝要员，又在多方面显示出明显差异，具有不同类别的典型性。拟就此简作论说，以期对认识这两个历史人物及从中察世悟道有所助益。

政治品格

    政治品格是品行、道德和作风等基本政治素质事项的综合体现。对当年的张之洞和袁世凯辈来说，是“公忠体国”还是挟私钻营，是反映其政治品格优劣的根本要项。

    张之洞可以说是“公忠体国”的正面典型。在那个时代，“君”和“国”是密切联系的；而以张之洞的身份，“体国”与“忠君”实不好分开。他对“忠”是格外看重的，可以说至死念念不忘。据其族孙张达骧记述，张之洞病重期间，摄政王载沣前来看望，赞其“公忠体国”，他则以“公忠体国不敢当，廉正无私，敢不自勉”作答，意在“讽谏载沣要‘廉正无私’，不要任用亲贵”（《武汉文史资料》总23辑）。其实，“公忠体国”与“廉正无私”不啻一对孪生兄弟，很难想象，一个贪赃枉法者能够“公忠体国”。张之洞的确称得上“廉正”。知情人鹿传霖说，张“自居外任以来，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送礼物”，“服官四十年，故里未造一间房，未置一亩田”，朝廷赐银，他也“不入私囊”，而投向慈善事业。他死后，清廷上谕中即以“公忠体国，廉正无私”八字褒之，可谓对他的“盖棺定论”。需要解释的是，张之洞不是有“屠财”之名吗？那主要是指他“喜好建设”，有大魄力而不惜巨费开销。其间也许不无因失于周密计划和合理安排而导致的浪费，但毕竟与贪污腐败是两码事。还应注意，张之洞对“利”曾作“公利”“私利”之分，并谓：“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公利私利》）总之，他是为公为国争利。再往宽处说，他对自己的为官宗旨也有概括，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六）。这自更有助于说明其政治品格，可谓持守“忠节”而调和“新旧”。

    相对于张之洞，袁世凯于此则可以说是以负面为主的。他的官场生涯，基本上是一部钻营史。他为升迁攫权，善于投机，工于权术，不惜卑鄙手段，不讲节操底线，看人下菜，有奶便是娘。他在驻朝鲜期间，靠夤缘李鸿章稍一得势，便“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张謇语）。及至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夕，他鉴于形势险恶，怕危及自身，不顾公务、国事，托病急切求归，仓皇回国。随着战局和时局变化，李鸿章权减势衰，袁世凯便疏李而改趋荣禄等人，赢得“小站练兵”的主持权，成为其日后飞黄腾达的关键支点。随后在戊戌之局中，他见风使舵、诡诈投机的表现为人熟知。再往下就是他跻身疆吏后的“鼎盛”之期了，而翻云覆雨的权术施展亦不稍减。无论如何，在“廉正”方面他实难及格，就说其“贿”事吧，为夤缘利用权贵而行贿为其惯技，而所需大把大把的银子，还不是靠贪污纳贿而来？可见，在政治品格的大端方面，张之洞与袁世凯优劣反差明显。

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对于张之洞、袁世凯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尤与“文化”状况息息相关。在这方面，袁、张两人也形成鲜明对比。

    张之洞出身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走的是科举入仕的“正途”，并且是这条路径上的佼佼者。有“神童”之誉的他，十几岁上相继成秀才、中举人，及至二十几岁上春闱报捷，并且是一甲三名的“探花”。由此步入官场，高功名，高“学历”，“文化”基底扎扎实实。也正因有此基础，他一生得以“儒臣”著称。若按照做过他多年幕客的“文化怪杰”辜鸿铭的看法，连世人眼中可谓儒风浓烈的曾国藩，都不能进入此列，只能算“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的“大臣”。而“大臣”与“儒臣”的差别在于：“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清流党》）也就是说，“教”比“政”更居深层，更为根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张之洞在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绝非顽固的卫道士，而是中西两学“会通”的力倡者，集“中体西用”思想之大成，其典型文本便是《劝学篇》。其“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也能从中洋溢出来。人文素质亦外化在行为表现上。尽管张之洞有“饮食无节，起居不时”之类生活习惯上的毛病，甚至有时对其办公和官场交往不无影响，但总体上看，他还是以严肃持正的气度为本，做官仍不掩所谓“书生习气”“名士习气”。时人就明说他有这般“习气”，无论褒贬，总是他人文素质方面的反映。

    再看袁世凯。其人出身于乡间富室，且族人长辈多为官者，他本亦有读书科举的良好家庭支持条件，但并不努力于此道，而成“游惰冶荡”的纨绔子弟。科考终不能成之下，他竟放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凭他以后的官场“成就”，倒也可以说得证此言并非全然狂妄，甚至可谓是他有不同流俗之“志”和权变择宜之“智”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化”功底和素养是欠缺的，这必然影响他“人文”方面的认知和思维。在“人文”外在表现上，袁世凯与“文雅”“持重”几难沾边，而有损操行的市侩习气严重，不良武夫和官痞做派典型。

    有说郑孝胥评论时人曾涉及张之洞和袁世凯，说张“有学无术”，袁则“不学有术”。张听了别人的转告，捻须笑曰：“余自问迂拙，郑谓我无术，诚然，然有学两字，则愧不敢当，不过比较岑（按：指岑春煊，郑以‘不学无术’评之）、袁多识几个字。袁岂仅有术，直多术耳。”（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张之洞与端方》中转述当事者所记）所谓“多识几个字”，言者表面自谦的调侃当中，流露出的是对自己“有学”优长的自豪。相比之下，认袁之“多术”，贬意显然，当隐指其多“不正之术”。张之洞此番“戏言”，当可作为对他和袁世凯两人“人文素质”方面差异的绝妙总结。

军政角色

    张之洞和袁世凯作为有着重要影响的近代人物，在当时的军政舞台上都有充分的亮相机会，显示出各自的角色特征。

    从张之洞的官场生涯看，最为凸显的一次“转型”是从“清流”干将到疆吏大员。“清流”党人以“持正”敢言和标榜名节著称，其特征在于言论“务虚”。而疆吏大员主一方之政，须操理实务，绝非靠空言空议，与言官职任性质迥异。张之洞的“转型”颇为成功，成为疆吏大员后既不泯“清流”气节，不与官场市侩同流合污，又能谋政适位，且很快便跻身同侪翘楚之列。特别是成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在文教、军事、经济诸多方面，几乎是全方位地操办“洋务”，且成效明显。这表现在改造书院，建立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加快军工建设，编练新式军队；修筑铁路，发展重工业，倡行其他各类实业，进行农业技术改良等事项。还需要提及的是对外方面，他在洋务大员中堪称立场较为持正者，像在中法、中日战争（特别是前者）中积极运筹御敌，平时亦尽力维护民族权益，外交上也较为刚严。当然，在当时特定条件下，他亦无力回天，对外妥协终于难免。尤不能回避的是在庚子事变中他为“东南互保”主角，而此议自有损害民族权益之处，不过就与清廷关系而言，也绝无“叛离”之嫌，不过是特定时势下他所认定的维护“君国”的合适举措而已。在清末新政中，他直接参与方案设计乃至中枢决策。其间两度应召入京，后一次抵京之前即名列相国（大学士）和入选军机大臣，在朝参与机要近两年，最后卒于京师。综观其政坛履历，可谓起步“正途”后循常规顺风顺水发展。

    相比之下，袁世凯的仕途表面上颇显“超常规”性的奇迹，而实际上是延展了自湘、淮集团崛起以来的以军立基、由军到政、军政结合的路径，并且是一个新阶段的开拓，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近代军阀。袁世凯初本借“淮”学步（在淮将吴长庆门下），终得独立山头，成一大系。“小站练兵”至为关键，他由此成为清朝最早一支“新军”的首领。及至义和团运动中他出任山东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此后不到三年即入主直隶和北洋，这成为其派系实力发展的又一大肯綮。他乘时就势多方经营，颇有声色地推行“北洋新政”，并得到清朝编练新军的相当掌控权，自己则直接把握北洋新军，使之成为其强固实力的一大支柱。即使遭载沣辈皇族权贵疑忌一度被罢，他“在野”仍能暗自操控，权势不减，而到武昌起义爆发清朝陷于灭顶之灾之际，苟延残喘的清廷不得不乞其复出纾难，视之为“救星”。他捭阖于“南”“北”之间，终于既迫清帝退位，又挟革命党人交权，取得民国政柄。而后随着他复辟丑剧的一步步推进，不数年便可耻败亡，落得个可悲的下场。

    袁世凯最后六七年间的事情，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间病逝的张之洞自然未能亲历，而两人在庚子之年特别是清末新政大半段的时间里，却是权位相埒、同道共事的大员。清末新政中两人都是有力推手，在诸多事项上有呼应协同，其间的主次轻重随事而异。像编练“新军”之举，袁世凯恐怕更具底气，自觉是驾轻就熟的“最内行”；而如吁请废除科举之奏，他俩同在联名之列，且袁世凯居首领衔，但于此张之洞当更有资本，因为他自己就是科举的“既得利益者”，作此主张大有“自我革命”的味道，而“白板”一块的袁世凯，就不免有让人讥“酸葡萄”之嫌的由头了。

    清末数年间张、袁两人尽管在政务大端上明里未显严重抵牾，但个人关系上远非亲密无间，其情颇为微妙。张之洞以其年长资深且出身正途，对袁世凯似乎从骨子里是看不起的，甚至不无借机轻侮的表现，诸多虽属“笔记”但又有迹可寻而绝非无稽之谈的史料中记之尤多。不过，张之洞毕竟没有给袁使绊子、加以陷害，甚至在他落难之际还出言相助，为之纾解。有说载沣摄政，本欲除掉袁世凯，已让人拟出有指斥其“包藏祸心”语句的上谕，征询时在朝内的张之洞的意见，张“力以时局危疑，务宜镇静宽大为辞”，说“愿摄政王熟思之，（令其）开缺回籍可也”（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袁世凯仓皇走天津》）。这样，袁世凯得保性命，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即使张之洞主要是从避免生乱考虑吧，也足以说明他绝无落井下石、乘机害人之心。而相比之下袁世凯对张之洞有时就颇不地道。知情者说，癸卯年（按：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内召，“两宫拟令入辅”，而卒为袁世凯所挤，“竟以私交某协揆代之”，张之洞“郁郁，仍回鄂督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官场倾轧、争竞固属流弊顽疾，个人品行洁污从中也昭然可见。

“标本”意义

    俱往矣，张之洞和袁世凯皆已成历史标本。对这等人物的审视，固然需重在察其军政作为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用如何，但同时也不应忽视其政治品格和人文素质等其他方面，因为各方面都不是孤立的，相互有着密切的关联，以一个有机的整体，制约甚或决定其人生。试想，清末新政中似乎也不乏“正面”作为的袁世凯，在戴着“拥护共和”的脸谱执掌民国政柄后，实际却仍沉溺于皇帝梦、执迷于复辟路，这还不是因其欲壑无底、政治品格卑劣以及缺乏顺天应时的人文意识？对比能善始亦得善终的张之洞，给后人留下不少启示和思考空间。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