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莞图书馆等你

    在东莞，对我最具个人意义的图书馆，是樟木头镇文化广播电视中心四楼的图书馆。面积不大，藏书不多，桌椅朴素，像个有钱乡绅的家藏书屋。周末聚着一片穿校服的学生，平时则是些戴眼镜的老头。我在这儿有个固定的位置——靠近报架的蓝椅子。这是我不得不如此的选择——那里离插线板近。我带着电脑来这里写作时，还带着水杯和面包。旅行可以不结伴，可写作太孤单。进入图书馆（哪怕它再小），一瞬间的改变还是那么强烈——我不再孤单。然后我坐下，然后那种书卷的氛围烈焰般在周围燃烧，我怎能不变得炽白？

    2011年秋至2013年秋我在樟木头定居时，总是背着双肩包，骑着电动自行车，兴冲冲从宝山冲下，穿过先威大道，铁路桥，镇中心的五路口，到达这个袖珍小图书馆。它的周遭是超市、服装店、饭馆、公交车站，以一种马戏团般明亮璀璨的声光音响呈现各类变换画面，而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孤岛禁闭，是一个封闭的“潜艇密室”。到图书馆，简直是我在最孤立无援时抓住的绳索。果然，我在那里找到了我需要的能量，而那种汲取过程因过于神秘，根本无法清晰分析。当然别的地方也可以写作——书房、咖啡馆、酒吧、书吧，但画面总差几个光度而声轨总差几个节拍，总不如图书馆。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个小图书馆里写下那么多汉字：《工厂女孩》和《双重生活》两本书加起来六十多万字。从西北到东南，裹挟在迁徙中的我面对一次次突变，积攒了太多惊诧、迷惑、疼痛、不安，须有一个适度的出口释放。而写作是一个整理精神碎片的过程。好比主妇面对震后残瓦，一点点归纳清洁，直至大小毛巾洁白如新，床单被套干净无褶，地板茶杯清爽透明，盥洗室吹风机浴帽无一缺漏。是的：整理；是的：写作如整理。当那些生活残骸拥堵胸口时，需要一个空间来整理。图书馆就是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们，用来整理精神的地方。这地方如灯塔白天貌似可有可无，一旦进入夜间，全靠它指引方向。

    2015年8月，我们一行人到松山湖参观，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深潜在绿树花海中的松山湖图书馆。面积自然比樟木头的微型图书馆大，是栋单独楼宇，但又比不上位于南城的总馆。

    穿过那排排书架时，我突发奇想，若能在这里找到一本我的书，该是怎样的奇迹！揣着这样的狂想，我转身，从一个架子到另一个架子。那一刻真的来临——那书脊上有“丁燕”在说：“我在这儿！”那是我早年的长篇小说《木兰》。从新疆南迁广东，我一本过去的书都没有带，而现在，这本书穿过时光隧道极信任地站在这里，等待着我这一时这一刻的转头相逢。

    啊，我还能要求什么？即便人群中只有极少的人会翻阅到这本书，相对于虚无缥缈的人生，我依旧给自己建造了一个小小的纪念碑，用来贮存我曾来到这世界的感受和体验。这是我的结绳记事，这是我的爱恨情仇，这是我对那些我所经历的疼痛或撼动的反馈。

    毋庸置疑，在东莞最具代表性的图书馆是位于南城的总馆，而它离我的新家只有两公里。故而，这耗资近2亿、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硕大之地，简直就成了我的后花园。我那样轻易地到达，那样轻易地进入，那样轻易地成为它的一员。我在这栋上下6层，有着太多图书、信息、活动、资源的地方也找到了一个固定的小角落——一楼期刊阅览室最靠近文学刊物的那张桌子。我应向这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致以敬意，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工作对我家的影响竟如此深远。

    但我的书房里并没有藏太多书籍。自2010年秋离开乌鲁木齐后，我在迁徙途中深刻顿悟，一个人不可能带着书房行走，而最多只能是几本书。所以其实我无须被太多书籍簇拥。我不是散漫的阅读者，而是挑剔的，甚至苛刻的读者。我选择阅读的书籍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启迪自己。我是非经典不读，而好书一定要重读，而不愿将逼仄的时间再消耗在浏览庸作上。我青睐那种文学浓度更高的作品，那些能描摹出人的多维存在的书籍，总让我爱不释手，感觉精神日渐强大，甚而有了遨游另一个时空的能量。

    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居住在图书馆旁的公寓里，每日按时进入图书馆，阅读写作，到闭馆时再回家。我实在是个过于单调的人，始终让我念兹在兹的，除了读书就是写作。我将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于此，对外围茫然无觉，简直像深陷四面高山的盆地。而我可以飞起来——阅读就是飞翔。每次读到一本好书，总感觉身体顿时轻盈，像不经意间生出翅膀，可以盘旋半空，眼神穿透天空，耳朵聆听鸟鸣。在图书馆，一下子我就找到了那个世间最优秀的人；一下子，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哎呀，我真的要不了这么多哦！然而可尊可敬的他，永远是买一奉十，索百送千！ 

    （作者为诗人、作家。著有诗集《午夜葡萄园》《母亲书》，长篇小说《木兰》，纪实散文《工厂女孩》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