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春节，人民出版社编审张秀平比平日还要忙碌。
历经13年漫长的编辑过程，《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丛书中的《陈桥驿全集》终于进入了最紧张的审读阶段，张秀平希望抓紧一切时间，让这位历史地理学大家的全集早日面世。更令她感到紧迫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现在学术图书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急需像《中国国家历史地理》这样的样板，带动更多的出版社投入到推动学术进步的进程之中。
出版的遴选、淘汰机制，本应是学术生态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引领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当下“有钱就能出书”的现象使得出版的评价功能日益缺失。和张秀平一样，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学人希望，出版能恢复其学术评价的功能，真正成为丈量中国学术发展高度的一把标尺。
门槛降低 佳作稀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做过一个调查：我国现有500多家出版社，其中90%都在出版学术图书，每年出版种类达到17000多种，但其中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比例极小。在他看来，出版社和编辑拱手让出了把关人的责任，是导致劣质学术图书流入市场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同样认为，非专业出版社涉足专业图书的编辑出版，使当下的学术出版变得有些鱼龙混杂。而对于“只要有资助，出得起买书号的钱，基本上就能够出版学术著作”的现状，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担心，学术出版如果按这种模式发展下去，“出版社几乎沦为与印刷厂相同的地位”。
与低水平著作同时存在的，是重复出版。近几年，在与国内出版社合作的过程中，施普林格北京分公司社会科学编辑李琰观察到，中国出版社更愿意向少数有名望的学者约稿，多家出版社同时出版一位知名学者著作的情况经常出现，甚至有的学者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著作，有80%的内容是重复的。而其他学者为了科研项目结项、晋升职称，往往需要自己承担费用，才能保证著作出版。
学术出版的问题不仅出在出版社，而且与学术生产机制密切相关。“在已经逐渐僵化了的学科范围内，学者寻找题目不易，试图超越更难。很多学者用同一种平庸的学术方法、僵化的学术理念，不断变换研究对象，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在学术思想上没有任何创见，在资料上也没有什么贡献。”刘跃进说。
专注学术 培育市场
从长期来看，出版社想要在学术生态系统中保持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不能没有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几天前，德国一家公立图书馆致电谢寿光，想要补齐前两年的几本“皮书”。这让他不禁想起2015年3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年会上，美国多家知名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馆长和谢寿光交流的话题，几乎也都是围绕着“皮书”展开的。“皮书”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绿皮书、黄皮书等系列图书的统称，由一系列权威研究报告组成，对每一年度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分析和预测。经过20多年的培育，“皮书”已成为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学术出版物，目前在全球有近3000家机构用户使用“皮书”数据库。
薛军发现，意大利高水平的出版社在保障学术性追求的前提下，同样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米兰的Giuffre出版社的《法学百科全书》邀请相关领域顶尖的专家撰写词条，60多年的时间里，已陆续推出了80多卷，意大利所有的法院、律师事务所、法学院图书馆都会购置。学者们认为，只有以此书的词条作为相关研究的入口，才符合学术规范。
刘跃进建议，专业出版社在做好专业工作的同时，必须把学术普及出版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只要专业出版社做好普及出版工作，培育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学术的引领作用和社会效果”。
建立评价机制 引领学术发展
衡量学术出版的质量，需要借助学界的力量。很多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都采用同行匿名评审制度。
李琰介绍，施普林格一贯坚持对学术出版内容进行严格的匿名同行评审，从而控制出版物质量。这个评审过程从选题阶段到最终完成书稿，每个阶段都要进行。过程中，评审们还会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同样的学术评审制度也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所采用，即使对乔姆斯基、霍金这样的大牌作者也不能例外。
谢寿光认为，学术出版机构直面市场，其发展依赖于学术成果品质高低和学术繁荣与否，进行评价筛选，发现高品质学术成果，是学术出版机构的内在需要和本质功能。
薛军指出，学术出版要培育无可置疑的学术声誉，必须依赖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评审，“真正意义上的精英出版社，其实就是通过竞争性的纳入和排除机制，设立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可能一辈子只研究了几个具体的问题，但从长远看，这是一种高效的学术积累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引导了科研人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唯有这样，学术上的投机心态才会让位于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精神”。
2003年，人民出版社怀着赔上百万的“悲壮”情怀，启动了《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丛书的出版项目。如今，丛书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张秀平唯一的压力就是要搜罗更多学者的著作全集，让更多读者、更多学者认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高度。
（本报记者 杜羽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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