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一生钟情出版

    2015年10月21日，正值九九重阳，86岁的著名出版家宋木文驾鹤西去，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快乐、健康、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有出版界人士这样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出版业的改革、开放、发展，以及版权事业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宋木文都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人生最后的三十多年时光，几乎承载了一部新时期的中国出版史。

 

    由于对出版业的卓越贡献和巨大影响，在2010年的“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评选和2013年的“中国出版事业终生成就者”奖评选中，宋木文都当之无愧地位列其中。

 

    宋木文离去之后，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他的挚友刘杲在挽联中写道：“繁荣出版一代功臣垂青史，建设文明万卷图书传世间”，对其一生在中国出版业的功绩作出如是总结。

 

    一生的事业

 

    “绵绵长白势莽莽，耕读家声育栋梁。”宋木文的老朋友、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当年为他所作的诗中曾有这样一句，是形容宋木文小时候在家乡东北长白大地一边干农活、一边听父亲教导，长大后逐渐成才的情景。

 

    1929年4月，宋木文出生于吉林榆树一个偏僻的乡村，为家中长子，遵照祖传家谱的习俗，属“木”字辈。其父是当地私塾的教书先生，为儿子起名为“木文”，希望他日后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巧合的是，宋木文的人生，也在顺其自然中逐渐实现了父亲最初的期许，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多方面重要贡献，几十年与“文”为伴。

 

    由于进入出版领域工作时已是43岁，所以宋木文常常戏称自己搞出版是“半路出家”，但他此后对出版的热爱之情有增无减，自我定位为“出版人”，并有这样一番总结——

 

    “进入耄耋之年，有人称我为‘出版家’，有人还加上一个‘老’字，或者‘著名’什么的，我都认为是不够格的，还是称出版人好。”

 

    在宋木文生前所作的最后一部口述史中，他又自称为“出版官”，并如此解释——

 

    “使用‘出版官’概念，主要是想表明一种责任担当，欲做一个爱岗敬业的出版管理者。这样，尽管‘官位在身’，我仍然是以‘出版人’为‘安身立命’之本的。”

 

    从1982年出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到1993年离开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岗位，宋木文这位“出版官”在我国出版业的行政领导岗位上工作长达十余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出版管理，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长期封闭向大步开放、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诸多转变，宋木文在其间发挥的作用，可谓厥功至伟。

 

    刘杲和宋木文并肩工作几十年，一直称呼其为“老宋”。两人合作默契，情谊深厚。刘杲说，在出版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老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文革’后出版领域拨乱反正，坚决推倒了强加在出版界头上的‘两个估计’，为出版物和出版人彻底平反，功莫大焉。”“在王匡、陈翰伯的领导下，具体组织推动其事的是老宋。老宋当时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主持工作。他和陈原、范用、张慧卿、倪子明、谢永旺等同志合作，收集资料，分析批判，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很多人会记得，当时在整个文化界，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是相当活跃的。”

 

    在这一阶段，相关部门调动全国出版和印刷力量，集中重印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著作，其中既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等现当代作家的代表作，也有《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儒林外史》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包括《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牛虻》等外国名著。

 

    这批中外文学名著的重印，既有思想政策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严重书荒。这批图书当时首先供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各地甚至出现了新华书店门外通宵达旦排队、店堂内摩肩接踵抢购的历史性场景。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领域在包括出版、印刷、发行等多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为亲历者的宋木文后来总结说，“那时的出版改革声势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为后来的出版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宋木文去世之后，刘杲在追思自己的这位老战友时，对他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往事记忆犹新——

 

    “党的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老宋坚决贯彻执行。他在原新闻出版署党组明确提出，出版业的改革和发展要自觉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了具体实施，他主持座谈会深入调查研究。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上，他作报告，详细阐述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退出一线后，老宋还几次撰文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要求，包括强调出版单位转企改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宋木文必将被出版史铭记之处还在于，作为国家版权局首任局长，他是我国著作权法制定与修改的创建者、亲历者和领导者；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以更大的精力与热情，指导参与了多项与版权相关的重大活动，为中国版权制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0年颁布、1991年实施、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是我国首部比较完善的著作权法，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版权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有人评价，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我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走完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走完的立法路程。而这项工作的主导者，正是宋木文。

 

    2013年11月30日，由中国版权协会首次颁发的“中国版权事业终生成就者”奖公布，宋木文与郭寿康、刘杲、谷建芬四人获此殊荣。

 

    不再担任原新闻出版署署长之后，宋木文仍然饱含热情，密切关注着出版业的发展，对诸多事关行业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的同时，还亲自组织和策划了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以另一种方式为他所热爱的出版业发挥光和热，贡献智慧和力量。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桂晓风回忆说，2015年7月2日，大概离患病住院不到十天时间，宋木文还在中国出版集团研究制定“十三五”规划老干部专题座谈会上作了系统发言。最让桂晓风难忘的是，“他事先阅读了多份材料，用钢笔写了多页发言提纲。当时我就坐在他旁边，望着他手中字迹密密麻麻、一笔不苟的提纲，听着他充满感情、精辟深刻、极富启迪意义的话语，钦佩不已，感动不已。”

 

    在夫人翟丽凤眼中，宋木文一直关心出版界的发展和重大事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翟丽凤说，即使在最后住院的3个多月里，很多老领导、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前来看望时，他还是和大家谈文化、谈版权、谈出版、谈规划这些工作上的事情。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王涛，曾于1989年至1993年间担任宋木文的秘书。宋木文和王涛的父亲同龄，对他关爱有加，两人在工作中建立了深厚感情，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2015年10月19日，在接到翟丽凤大姐的电话说宋木文想要见他之后，正在外地开会的王涛匆匆赶回北京。那时宋木文的病情已经开始恶化，身体非常虚弱。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生前最后一次对王涛交代的几件事情，还仍然全都和出版有关，竟无一件私事。每谈及此，王涛几番潸然泪下。

 

    “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这句话，是宋木文的心声，也是他生前最后一部口述史著作的书名。书中这样写道——

 

    “我视出版是我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在职时，力求在实践中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担当结合起来；离职后，离开岗位了，但事业还牵挂着。”

 

    永恒的主题

 

    “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永恒的主题。”这是宋木文的名言。刘杲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它包括了出版业运作的基本元素：数量和质量，质量为主；经济和文化，文化为主。它还包括了出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出版繁荣。”

 

    关于这一点，宋木文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以一系列实际行动加以实践。在担任出版业主要行政领导期间，他始终把这一思想贯穿在具体工作中，带领出版界多出精品佳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年中，一大批高质量好书相继出版或基本完成，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国美术全集》《汉语大词典》《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鲁迅全集》（16卷本）《当代中国丛书》《走向世界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等。

 

    这样一批高质量、成规模、标志性的图书在10年的时间段内被集中推出，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

 

    退出一线之后，宋木文还牵头组织策划了几套重头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文化传承张罗几套大书”。

 

    由线装书局出版的16开影印仿真线装本《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是1993年宋木文退居二线担任中国版协主席时“张罗”的第一套大书。该书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毛泽东生前反复阅读并作了评点的清乾隆武英殿本影印出版，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我国线装图书的精品。这套作为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大书首印200套，面世后影响广泛。

 

    1997年12月1日，中国版协与光明日报联合举行“毛泽东与二十四史”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亲自出席致贺，任继愈、张岱年、季羡林、周振甫、刘大年等均与会发言，对这套书予以高度评价。

 

    “八年成旷典。”《续修四库全书》是《四库全书》的续编，共收书5213种，全套1800册，比《四库全书》（3462种）增加了51%。该书从1994年启动，到完成编纂出版，历时八年，是宋木文统筹和协调的另一套花费时间长、克服困难多、取得成就大的重要项目。

 

    清乾隆编修的《四库全书》，基本上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重要典籍，成为了解和研究先秦至清前期两千多年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大型百科性丛书，但由于清廷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寓禁于征，抽毁、全毁、删改了不少图书，加上编纂者的学术偏见，不少应该选录的优秀著作没有入选，造成这部大书的历史遗憾。

 

    《四库全书》编成以来，数代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曾多次倡议续修。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乾隆中期以后至辛亥革命（1911年）以前，中国学术又积聚了大量重要的成果，续修《四库全书》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在宋木文的自述中，他回顾了《续修四库全书》的编辑出版过程并表示：“我们在二十年前做的是在完成一项本该完成的历史遗留任务。”

 

    德高望重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在九十岁高龄之时欣然出任《续修四库全书》主编，为这项“过去想也不敢想的文化工程”倾注了极大心血。

 

    为了使所选图书具有最高水平和学科代表性，并做到版本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统一，以宋木文为首的编纂组织团队，以各种方式吸收各学科专家积极参与，形成了版本目录学家和各学科专家紧密结合的编纂群体，并且诚邀海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全书学术顾问，其中包括启功、任继愈、李学勤、张政烺、周绍良、宿白、王世襄、王锺翰、田余庆等大家。

 

    2002年3月，《续修四库全书》全部出齐。5月9日，《续修四库全书》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名家云集，任继愈、戴逸、楼宇烈、冯其庸、陈祖武、王尧等悉数出席。

 

    任继愈在会上发言时表示，“《续修四库全书》，避免了《四库全书》的损失，短期内完成这项宏大事业，很了不起，它将载入中国出版史册”。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因特殊原因未出席会议，在贺信中，他高度评价“《续修四库全书》是二十世纪末对我国古籍的一次科学的总结性的大整理，必将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宋木文还陆续组织出版了《中国图书大词典》、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等几部大书，汇集保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多出版精华，影响深远。

 

    桃李满天下

 

    有人这样形容，“如果把出版界比作一所学校的话，宋木文堪称其中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

 

    “身正为师，学高为范。”出版界很多人视宋木文为值得敬重的师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都达到了一定境界，令人发自内心地尊敬和信服。

 

    今年已84岁高龄的刘杲，也是出版界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在宋木文面前却甘以学生自居，“老宋在文章中说，他和我的关系是‘同事加朋友、原则加友情’。我赞成，只是不够。他更是我的一位老师——言传身教的老师。”

 

    宋木文对自己的要求向来严格，“活到老，学到老”，是其一生的生动写照。

 

    宋木文从小生活在东北，接受的是日伪教育，后来又很快从事革命工作，文史修养基础相对薄弱。然而，由于他先后从事的均是文化方面的教育和管理工作，需要在文史方面有比较广泛的了解和扎实的基础，所以从青年时代起，宋木文就开始自学文史和理论，以加强这些方面的修养，主动让自己过“文史关”。

 

    宋木文在自述中说——

 

    “我这一生，如果可以做一点自我肯定的话，那就是比较认真学习，直到后来我离休了也还注意读书、读报，这已经养成习惯，成为工作需要了。”

 

    因为始终勤于学习，同时又了解实际，保持独立思考，所以在一些事关出版业发展的重大节点上，宋木文往往能敏锐地观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思想和见解。王涛叹服，宋木文晚年对出版课题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入，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到位。

 

    进入新世纪以后，宋木文不顾年事已高，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接连出版了《宋木文出版文集》《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八十后出版文存》《思念与思考》《一位“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等多部著作，系统回顾了他所经历的中国出版业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史料翔实，文风严谨，分析精深，为出版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信史和思想资料，也作出了生命不息，学习和工作不止的表率。

 

    让宋木文赢得“老师”声誉和威望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国内出版界的老领导和前辈，他始终重视出版领域的人才培养，多年来帮助和提携了一大批水平高、能力强的同事朋友、下属后辈，支持和推动了他们的事业发展。

 

    曾任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于永湛、桂晓风，如今都已因年龄原因退休，离开行政领导岗位。回想当年，他们都是宋木文慧眼识珠、大胆起用的一批年轻干部中的佼佼者，在个人发展的许多重要关口得到过宋木文的关心和帮助，后来逐渐成长为在出版界极具影响力的领军者。

 

    宋木文提携年轻后辈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例如中文在线的童之磊和超星公司的史超，都曾得到过他的全力扶持。然而在支持过的这些公司里，宋木文从未拿过一分钱的报酬，他将这些从事数字出版的年轻人看作出版业的未来之星，将他们的事业看作自己一生出版事业的延续，不分体制内外，长期无私地关怀扶持。

 

    1999年，还是清华大学学生的童之磊有幸与宋木文结识。当时，宋木文已退居二线，担任中国版协主席。

 

    2000年，中文在线成立，是国内第一批互联网创业企业。2004年，中文在线组建专家理事会，宋木文亲任理事长，在事关中文在线前途命运的许多关键问题上，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文在线的良性发展。

 

    经历过十几年的曲折发展，中文在线如今已是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内容提供商之一，自有用户超7000万，合作用户超4亿。2015年1月21日，中文在线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成为中国“数字出版第一股”。

 

    “出版业需要薪火相传。宋老对我的关心，更多的是他作为出版界的长者，对后辈的关心和爱护，和对数字出版这个新兴产业的关心。因为他很早就看到，数字出版是出版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童之磊心中，宋木文先是领导、前辈，后来慢慢变成了家人，参与了他近来十几年里几乎所有的人生大事。

 

    2015年1月25日，中文在线上市仪式在深圳举行，宋木文专程前往出席，亲自见证了他在15年前就寄予厚望的这家公司，终于由一颗种子长成大树。

 

    在《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的完成末期，宋木文因病住院。身在重症监护室里的那几天，他仍然惦记着书稿，说有几处要改。

 

    就在去世的前几天，宋木文终于见到了自己这部作品的成书。在“尾声”篇里，他乐观地写道——

 

    “我相信，在医疗团队的帮助下，一定能够渡过这一难关。我有信心，还能按照老朋友范敬宜所嘱托的，‘做一个快乐、健康、有所作为的老头儿’。”

 

    言犹在耳，而斯人已去。夫人翟丽凤说，这部书，是他为出版界交的一份满意答卷，也为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宋木文在文章里说：“人的一生像是一部话剧演出。”那么，他此生的演出无疑是精彩的。

 

    宋木文身体一向很好，家人和朋友们都觉得他活到90岁、100岁没问题。他的离去，让很多人久久不能释怀，然而就像出版界诸多后辈所表达的那样，“接着做，就是对他最好的追思与纪念。”（本报记者 吴 娜）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