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评价：要不要做，如何做好？

    1月27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小礼堂。在来自全国近百位智库界代表的见证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撰写的《2015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以下简称《报告》）正式发布。同场发布的，还有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团队编制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两份报告均给出了2015年度智库排名。依照撰写方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诸多智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审视、逐项评析，之后加总分值，在整个智库“座次表”中得到自己的排名。讨论很快随之而起。相较于对排名情况的关注，学者们更倾向于谈论“智库评价与排名”本身。这项行为究竟有无必要？现有的评价体系是否科学适用？应当如何改进评价方式？在次日上海社科院、光明日报《智库》版等主办的研讨会上，智库人各抒己见，深度交流。

    1. 衷与目标：

    “搅动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视来发展智库”

    “这是我们发布的第三本中国智库评价年度报告。参照麦甘的方法，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一套指标体系，更加适合中国国情。”上海社科院副院长、智库研究中心理事长黄仁伟介绍了《报告》出台情况。他坦承，每年发布《报告》，都会引来质疑，有人比较极端，认为“搞排名就是表面热闹，没有必要”。

    究竟是“表面热闹”还是有其价值？绝大部分智库专家选择了后者。

    “智库评价一个很大的作用，是促进了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自我身份认同。很多人此前对‘智库’没有明确概念，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身份，就会主动按照国内外智库规范去运作，去发展，完成从传统‘研究机构’到现代新型智库的角色转换，资政建言的自觉性得到强化与提升。”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认为。

    上海高校智库研究和管理中心执行副主任沈国麟持类似观点：智库排行榜的最大价值在于催生了中国新型智库的行业自觉，并通过设定指标的形式引导智库发展方向。“每个排行榜推出，一定有自己的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对公众的影响力、在行业内的影响力，都会在这些指标中有所反映。而评选出的位列前端的智库会被视为标杆，为行业发展树立了典范。”他指出，对一个成熟行业而言，领军机构应该相对稳定但有所变化，有优胜劣汰的进出机制，这样才能使智库行业既成熟又有活力。

    “排名的意义还在于，能够提升智库的社会公众认知度、认可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对此深有体会：智库发展需要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而这同样是智库现状的一块“短板”。“时至今日，很多行业、很多人对‘智库’的认识还是浮于表面的。通过排名榜单吸引其注意力，给他们一个正确印象，有助于形成推动智库发展的良性外围环境。”

    评价必不可少，还必须科学适用。从翻译介绍麦甘版《全球智库报告》，到连续三年推出中国自己的智库评价报告，上海社科院这一先行者始终致力于完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评价体系。在其带动下，今天中国的智库评价已经日趋多元化。

    “我们当初做智库排名，就是想搅动一池春水，引起各方重视来发展智库。”智库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报告》开创者王荣华回忆。他认为，麦甘版智库排名传入中国，是对中国智库的触动与提醒，使我们在埋头研究的同时有了“抬眼看世界”的意识。然而，衡量中国智库的水平与实效，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智库排名领域树立中国标准、发出中国声音，进而拓宽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发展之路。

    “凡是排名，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鞭策，时时刻刻对照提醒、勉励自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表示。在他看来，只有每家智库都瞄准更高水准不断提升自我，中国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智库大国”，进而冲刺“智库强国”。

    2. 边界与标准：

    “正视排名中的难点与短板”

    尽管对智库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下了很大力气，黄仁伟和他的团队仍然承认：在具体评价过程中，尚存在不少困惑与难题。

    “首先是操作方法的科学性。”黄仁伟介绍，《报告》参照麦甘调研模式，面向全国智库及专家发问卷“海选”，由课题组制定供筛选的智库名单，请收到问卷者依据各项指标打分、排名。但如何保证所有有资格参评的智库都已被纳入名单，仍有待改进与破解。

    与此同时，评审者视野的倾向性、局限性也对投票公正程度有着很大影响。存在“中央一级智库打分不积极、地方智库积极踊跃；对不了解的专业性智库打分很低，对熟悉或重视的智库‘高看一眼’”等现象。

    多位学者指出，此类弊端集中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智库评价今天所采取的方法多为主观评价，过于依赖专家，主观印象比重太大，缺乏基于客观数据的、可以量化的评价指标。

    “要做到客观严谨，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建立智库普查数据体系，把智库机构、智库专家、智库成果、智库活动等用客观数据来描述清楚，然后运用特定的算法计算结果。这样，即使在专家打分环节，也可以提供相应数据供其参考，提高科学性。”李刚认为。他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正在做此尝试，期待年内有所突破。

    除了方法上的差异，智库概念的界定、参评智库机构的选取也是争议焦点之一。专家们指出，无论是上海社科院《报告》还是2015年涌现的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4》，都存在着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或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视为一家智库参与评分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排名的公正准确有所影响。

    “例如高校，主要职能还是教书育人，智库只是其肩负的职能之一。从具体机构来看，高校的大部分学院、系别等也是教学科研机构。将高校整体作为智库排名，确有不妥之处。”沈国麟认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高国力等专家指出，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大型智库与中小型、专业化智库放在同一平台上打分评价，很难凸显后者的专业化、特色化优势，而前者一些非智库功能在社会各界影响显著，会对打分带来一定的偏向性影响。如何改进，需要在“细化分类分层次的智库排名”方面下功夫。

    一个公认难以克服的症结，是智库影响力，尤其是最核心的决策影响力如何判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认为，由于智库成果很多以内部报告、国家或部委委托课题方式上交，既不可公开发表，也难以掌握领导批示、决策采纳等反馈情况，因而给评价带来了很大困难。王荣华表示，即使困难，也要通过多层次沟通寻求解决之道，“正视排名中的难点与短板，通过理论创新、手段创新来不断推进”。

    3. 改革与创新：

    通过评价体系促进中国智库“强根基、提质量”

    办法总比困难多。如何建立并改进中国智库评价体系？以上海社科院《报告》为样本，专家们精研细思、纷纷建言。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面前的《报告》已被标记得密密麻麻。尤其是“指标体系”一项，他几乎逐条分析，提出建议。

    “决策影响力里，对区域性智库不应强求国家级领导批示，应按其服务对象层级确定；学术影响力中，应加入‘创新性思想’一项；社会影响力方面，能否加上一个‘议程设置能力’指标，即某智库能否提出一个话题，引起全社会讨论；国际影响力方面，增加英文文章发文数量指标。”

    高国力提出三项建议：决策研究离不开理论和学术的支撑，应该在指标体系中给予基础理论和学术研究一定权重；在进一步完善总量指标的同时，引进人均指标，即把人均承担课题数量、人均完成成果数量等作为打分的重要依据，这样有助于调和智库规模大小之间的矛盾，使得研究水平更具有可比性；测算智库人员数量时不应局限在每个智库现有的固定人员，而应考虑智库“小核心，大外围”的特征，把长期聘用的兼职人员数量计入其中。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诸大建呼吁，在评价导向上要摒弃数量扩张思维，重视“精品型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要建设我们中国的‘罗马俱乐部’，有自己的一套‘专业功夫’。”他同样关心的是，智库评价必须破除“唯批示论”误区，重视智库的思想性贡献与理论创新。

    决策层是智库主要的服务对象，在评价中是否能够适度引入决策层意见？这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务委员刘靖北、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副主任刘西忠共同关注的话题。刘靖北建议，可以发挥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的学员优势为打分提供组织帮助，“因为这些学员都是各级决策者”。

    近年来，越来越多智库开始承担起政策评估的新职能，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施行效果提供了有效监督。田琳琳就此作出提示，希望今后的智库评价体系中对“政策评估”效能予以重视，增加相应指标。

    “我建议更多地依靠大数据的力量，在排名打分的同时，开发智库建设指数类产品，及时反映智库发展趋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闫晶表示，愿发挥集团优势为此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群策群力，智慧激荡。黄仁伟表示，今后将吸纳多方意见，尽力完善智库评价指标体系。“例如，降低‘海选’权重，更加注重同行评议；请各智库自行提供关键数据，增加客观性。”

    对智库评价与排名的高度重视，折射出的，是对智库建设如何“强根基、提质量”的深思远虑。“比智库排名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实力，是智慧，是贡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的话一语中的，也道出了中国智库齐心协力向前迈进的价值追求。(本报记者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