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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再研究，阐释《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何种视角阐述《资本论》？如何避免误读《资本论》？如何立足《资本论》哲学思想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既是理论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要。本版今天特组织刊发3篇文章，希望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马克思通过“资本”将现代社会一览无余。资本的狂欢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若要彻底瓦解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就必须把“资本”连根拔掉。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放弃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因此，我们在设想超越“资本的文明”的时候，不一定就要从根本上摧毁资本和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求资本的界限，对资本的逻辑进行规训。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资本论》最为重大的当代价值就在于揭示了资本的三个合理性界限。
资本增殖的界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用公式即可表达为“G—W—G'”。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指出公式中的“W”并非简单指一种“商品”，而是一个生产过程。换句话说，“W”指的是资本循环过程的第二阶段“W…P…W'”。“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完整公式是“G—W…P…W'—G'”。现代社会只要把资本的增殖奠定在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社会的物质财富就会随之增长。但如果资本增殖的方式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这一中间环节，就必然导致财富增长的幻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G—W…P…W'—G'”的公式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增殖的合理性界限。
根据《资本论》的论断，在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三类资本：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工业资本通过工业生产过程发生资本的增殖，商业资本通过购买工业生产的劳动产品获得利润，高利贷资本通过把钱借贷给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获得利润。无论是高利贷资本还是商业资本，如果想产生增殖都离不开工业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离不开“W…P…W'”。同马克思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金融资本主义。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把资本增殖的过程简约化了，它不单单可以通过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实现，而且它完全可以自身实现增殖，即是说“G—W…P…W'—G'”逐步被简化成“G—W—G'”，并且随着其中的“W”逐渐被虚拟化，直到直接出现“G—G'”的资本增殖模式。一旦资本增殖的逻辑由“G—W…P…W'—G'”变为“G—G'”，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超越了自己的合理性界限，欲望形而上学被膨胀到了极致。人们不再把辛勤劳动当作美德，而是把资本的投机当作能力的展现。
资本收入的界限
如果说资本的第一个界限——资本增殖的界限——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的话，那么资本的第二个界限——资本收入的界限——则主要体现在分配领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劳动是财富的唯一合法性源泉，那么，资本和土地所获得的收入则同属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形式就可简化为资本收入和劳动收入。如果说整个社会是按劳分配的话，虽然也会产生收入差距，但是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两极分化。而资本收入通过将继承的财产投入到诸如房地产、股票、证券等项目中所获得的收入则加剧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分配。因此，现代社会应当把资本收入控制在合理的界限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的剖析，其本质上就是在揭示资本收入的隐蔽性根源。
资本收入的合理性边界被《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揭示了出来。皮凯蒂最大的贡献是在收入分配数据和财富分配数据二者关系中找到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即r>g。因此，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也就是要将r与g缩小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当今社会化的进程中，当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时，财富分配的增长速度要大于收入分配的增长速度。财富占有者将一部分资金进行投资或在市场流通，所收益的资金要远远比那些通过劳动积攒下来的财富多很多。社会的财富集中到这一部分人手中后，不仅会在经济上造成行业垄断，而且极易在政治上形成寡头社会。只要r>g，社会的不平等就会大大加剧，并且有形成寡头社会的风险。因此，资本收入的边界应该是r 资本实现的界限 资本的增殖虽然发生在生产领域，但其实现却发生在流通领域。也就是说，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有在被消费之后，资本的增殖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社会中，消费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本质性需求。这主要体现为，在资本增殖逻辑的支配下，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成为大机器生产时代实现经济增长的两个基本支点。其中，无偿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的消费则是资本实现增殖的逻辑终端。甚至，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当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逻辑的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了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活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以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为基础。 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所以必须限制现代人的“消费”。因此，合理性的消费就构成了“资本实现”的界限。那么何种意义上的消费是合理的呢？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学术界称为《大纲》）中区分了“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欲望的产生和“历史形成的需要”密切相关。“自然的需要”和“历史形成的需要”是两种具有本质性差异的需要形式。“自然的需要”是人作为生物体存在的本能层次的需要。而“历史形成的需要”则是超越本能需要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形成的需要”对人来说不是必需的。因此，满足“自然的需要”是合理性的消费，满足“历史形成的需要”的消费则相对来说是必须进行限制的。 资本的这三个合理性界限，为我们驯服资本、规避现代社会的风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代社会如果想要平稳运行，就必须恪守资本的界限。对第一个界限，国家需要对金融资本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以此规范金融资本的发展；对第二个界限，需要通过征收累进资本税来限制资本收益率；对第三个界限，则必须依赖个人境界的提高，去控制自己无限制的物质欲望。 （王庆丰，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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