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历史之间

    陈来先生在其新书《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的后记中说，这本书是他近十几年来关于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史的部分论文的汇集。认真的读者会发现，这些论文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看似随意实则有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古代精神世界。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从《“儒”的自我理解——荀子说“儒”的意义》到《宋明儒学研究的回顾》，再到附录《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前景》，陈来为我们梳理了一个比较融贯的古代儒学思想史脉络。而隐伏在这个脉络之中的是对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方法论上的反思式建构以及思想与政治历史二维世界的主题性突出。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在《儒教研究的方法》和《“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这两篇论文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儒教研究的方法》一文中陈来先生分析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指出，至少有四种对“思想史”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相当于哲学史，注重对思想本身的研究、理解和分析。第二种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主要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以及思想自身的发展史，这是中文世界通常的用法。第三种是“思想文化史（intellectual history）”，比较注重思想观念在实际的社会、历史中的诸种文化表现。第四种是“社会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强调思想与社会的时间—空间维度上的关联。比如书院讲学与州县地方的关系、与地方宗族的关系等。

    简单来讲，上述四种含义可以归为两种，前两者比较重视思想本身的研究，是一种哲学式研究思路，而对于后两者来讲，其重点在于社会文化的表现，更多的是一种“效果史”。因此我们可以将思想史的路径分为“思想的”与“历史的”两种。

    陈来先生在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如何，思想优先的研究原则，应当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立场。其他的不注重思想本身的研究，则不必称作思想史研究，而应当按其主题分别视为对儒学的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

    只有明白了这个基本立场，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本论文集之中隐藏的两种思想史路径的紧张关系。

    “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不仅仅关注哲学家的个人生活史，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生活的政治世界，从而寻找其哲学思想（文化史）与其所处的政治历史世界（政治史）的互动关系。这种路径是将经典文本（textcanon）的理解需要置于语境（context）之中。这种历史的思想史路径并不是要将文本完全转化为语境，相反，它们强调的是，唯有通过这种语境才能达到对经典文本的真正理解。只有将哲学家的言论看成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而发的实践行为才能把握经典的本来意思。

    可是在《“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极说的解释》一文中，陈来先生说道：“作为儒家经典学解释的大师，朱熹的皇极讨论，不会只是针对政治的发言，只是要消解当时某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在经典的解释上，朱子对‘极’的解释最早为中年时代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在朱陆太极之辩中朱子承继和发展了其关于‘极’的理解，形成一套有关‘极’的理论，在讨论太极之义时亦论及皇极之义。”

    由此可见，陈来先生更加重视的是隐含在经典文本之中的“哲学”的内涵。在陈来先生看来，历史的思想史路径会将经典的超越其时代的层面降低，哲学家之为经典，固然是由某个具体情势而发，但是其思考却是有超越其时代的可能的。无论是对天道的形上探寻，还是对最佳政制的理性设计，哲学家的思考都是超越其时代的。在陈来先生看来，这就是经典自身所拥有的永恒魅力所在。

    “经典文本中任何一个观念，本身都具有其独立的经典解释意义，对朱子来讲，经典的义理解释本身毕竟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申发其政治思想的应用。”

    在陈来先生看来，文化精英理想性观念是从经典中获得动力的。他们对政教制度的实际塑形以及对实际政事的主动参与，实际上就是在将自己所认可的通过自己的行动而具体体现在政治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而言，士大夫的思考具有普遍性全局性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世俗利益与政治情境，他们往往会对整个现实有更为深刻和本质的理解。因此哲学经典文本自身便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精神世界。而这个思想世界就是我们从事现世思考不竭的精神动力和源泉。

    这是陈来先生这本论文集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他正确地揭示出一种“思想”的思想史。也就是说，我们从事的思想史工作是要历史性地回到思想世界之中，从而试图找寻到我们自身的思想处境的源初经验。毫不夸张地讲，我们只有从思想史中才能获得对自身的更为本真的理解。因为我们获得的对过去甚至将来的认识大部分是从那里得到的。经典文本透过思想史向我们传递着哲学家的思想世界。这个思想世界尽管没有直接创造历史，但是却塑造了历史，就像它没有创造生命，却给予生命意义一样。

    （孙铁根，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