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旧邦以辅新命”

    《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是由《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增订而成。《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于2000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后，蔡仲德先生就着手做增订工作。2003年年底，蔡先生病重，应冯锺璞先生委托，笔者到三松堂跟他们做整理和增订工作。2004年2月，蔡仲德先生病逝，笔者在冯锺璞先生指导下继续工作：一是整理蔡仲德先生对《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增加的内容；二是查阅后来出版与冯友兰有关的著作，进行补充；三是增加年谱附录部分自1995年到2005年有关冯友兰研究的内容。截至2006年秋，《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基本完稿，后来又陆续补充内容。书稿前后辗转多家出版社，最后还是和《三松堂全集》一起在中华书局出版。这便是这部著作的由来。

一

    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在中西新旧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冯友兰把儒家传统的淑世精神和现代西方的参与意识结合起来，“阐旧邦以辅新命”，以实现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复兴为自己毕生志业。20世纪中国政治局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冯友兰的成败荣辱与此密切相关。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冯友兰完成了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在这一过程中，冯友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很大变化：最初，他像对待所有思想遗产一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建新理学体系时，把马克思主义一些要素纳入其中。后来在思想改造中，他被迫放弃自己思想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后，冯友兰回归到自己的思想体系，客观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部分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特有的“冯友兰现象”。它显示了冯友兰独特的个性色彩，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坎坷道路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有一部详尽记载冯友兰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交往行谊的年谱长编就显得非常重要。《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就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

二

    和许多年谱一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作为历史实录，最突出的是“信”字。信字的第一点是“真实”，要求真实地记载谱主的生平事迹、交往行谊。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年谱，还要忠实记载谱主学术与思想发展，以及学界评价和社会反映。本书的作者是冯友兰的女婿蔡仲德先生，但这并没有影响冯友兰年谱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笔者在整理作者遗稿时，进行逐段逐句的核实和甄别，查阅了作者征引的资料，让我感触最大、印象最深的是，《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完全做到真实可靠。蔡仲德先生没有以亲属的感情、自己的评价影响年谱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富有争议的人物，在他漫长曲折的人生中，既有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也有对权势的曲意逢迎。在他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既有立诚修辞之言，也有哗众取宠之语。在学界和世人对他的评价中，既有高度的赞扬，也有严厉的批评……所有这些，《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都做真实地记录。

    信字的第二点是“全面”，没有全面也就难保真实。冯友兰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除了1920年上半年和1966年下半年数月外，就没有日记。同时，他也没有保存著作和读书做笔记的习惯。这就为保证年谱的全面性增加了难度。为此，作者先后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馆，清华大学校史馆、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和河南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查阅资料，向季羡林、余景山、梅祖彦、朱乔森、潘乃穆、闻黎明和日本后藤延子征集资料，请陈岱孙、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等回忆情况，让涂又光、叶蜚声、桂裕芳、彭家声等翻译资料。初编完稿后，请涂又光先生通读全稿，提出许多修改意见。作者在进行修订时，广泛收集与冯友兰有关的资料，如《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和《闻一多年谱》等。笔者在整理和增订过程中，也广泛收集资料，查阅后来出版的有关于冯友兰的书籍，如《俞平伯年谱》《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和易社强《革命和战争中的西南联大》等，同时，根据新近出版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史提供的线索查阅资料，进行补充。这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就全面地记载了冯友兰生平经历、交往行谊、学术历程和思想发展。

    在“真实”和“全面”的同时，《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做到“客观”。冯友兰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从上世纪20年代他崭露头角开始，迄今近百年来，各种讨论他治学、评价他为人的文字就不断出现，既有正面的评价，也有负面的指责；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收录、记载了这些文章。在编写冯友兰年谱时，对影响较大的文章做摘录和介绍，一般的文章保存目录、注明出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原文。《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客观地记载和反映近百年来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冯友兰研究和评价的历史变迁，堪称一部简明冯学发展史。

三

    《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较《初编》增加了十多万字内容，读者由此可以了解到更真实的冯友兰。这里仅举例作为说明。如上所述，冯友兰没有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但可以通过他短期的日记看到一些情况。学界周知，冯友兰的韧性和涵养、毅力与定力都是非凡的，但这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炼成的。1920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几年来日记时辍，犹可诿曰人事牵掣也。今离父母，别妻子，远来此异邦，为求学也，宜勇猛精进，艰苦卓绝，持之以恒。此本日记为练习有恒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记若不记完，非人也。”由此可看，冯友兰是靠自己的努力造就自己，无论是在学识方面，还是在性格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合理利用时间，1931年1月14日，冯友兰在《清华校刊》刊登启事：“为节省时间，拟于每日上午在秘书处办公，下午在文学院院长室预备功课。同仁有事与友兰接洽者，如非必要，请于上午见访，幸甚。”其工作勤劳可见一斑。据任继愈和冯锺璞回忆，抗战八年，冯友兰在颠沛流离之中，在教学行政之余，发愤著书，像一部开足马力的写书机器，《贞元六书》就是夜晚在昏暗的菜油灯下写成的。

    在学术志向方面，冯友兰用“阐旧邦以辅新命”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活动。他解释说，“旧邦”指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新命”是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其核心则如西南联大校史研究专家易社强指出，“冯友兰对新儒学家思想要旨和现代工业化主题的有机调和”，而这种调和“使国民党保守派颇为满意”。长期以来，冯友兰为此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很多人以为冯友兰在讨好国民党。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在维护联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方面，冯友兰毫不逊色于他人”。1940年6月10日，因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使用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联大教务处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驳斥教育部的三度训令。教授会推举冯友兰起草。其中说：“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此函上呈以后，教育部也就没有强迫联大遵照要求统一教材、统一考试，联大仍然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由教授们自己编写讲义、组织考试。这是西南联大的传统，也是冯友兰的主张。

    （作者为南阳师范学院汉文化中心冯友兰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