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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遇到的小说，有些“玩观念”或“玩魔幻”的，看得人眼睛很累。忽然来了一部《装台》（陈彦著，作家出版社出版），朴朴素素，鲜活灵动，讲的全是寻常百姓的忧乐，拿起来竟放不下。人物故事本也无甚奇异，但给人的感觉是，生存的秘密是说不尽的，灵魂的奥妙是挖不完的。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了，却仍有那么多未知的秘密和想象难以抵达之处。所以，把熟悉的变得陌生，把陌生的变得身临其境，在一个高度虚拟的世界，让人总想看个究竟，且生出种种的悬想、感动和慨然，大约才是小说家的真本领。
小说劈头第一句，“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这是个不错的悬念，很抓人。但谁能想到，正在刁顺子“享受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乐时”，菊花已经下楼了。她一张口便是一支毒箭：“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领上床，骚货，贱种，呸！”忠厚的刁顺子和贤惠的新妇蔡素芬便定格在某种姿势上了。这情景尴尬甚至残酷！菊花是顺子的亲女儿，出言如此恶毒，这父女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仇怨？小说一开始就显出了平淡中的震悚。
《装台》打开了一个我们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装台人的世界。我们只知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我们完全没注意过的严酷生存。就在这戏台的边上，背后，藏着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演出前后紧张地扛扛抬抬，爬上爬下，挥汗如雨，有时像耍杂技一般在高空悬吊。他们的那点活命钱可不好挣。他们叫“装台人”，按刁顺子的话说，“咱就是个下苦的”。他们由一些农民工或城郊的卖苦力者组成。他们谦卑谨慎，生怕砸了饭碗；为了多揽一些活，甘愿“连轴转”。在刁顺子的带领下，他们特别能战斗，于是在这个行当里立住了脚，名声在外，刁顺子也成为这个团队的“灵魂式人物”。
小说不时闪现蚂蚁的意象，当然是在暗喻这帮人的处境。的确，台下刁顺子和众弟兄们的故事，比起台上的戏，其戏剧性是一点儿也不逊色的。比如某变态灯光大师来了，顾盼自雄，一会儿要这样装，一会儿要那样装，出尔反尔，刁顺子们折腾了一夜，腰快累断，一切又回到原状，可你又不得不忍气吞声。有一次从京城来了一帮派头十足的“大艺术家”，搞了个震惊西京的田野豪华演出，为装台，刁顺子们几乎累死，最后这帮人连夜卷款逃之夭夭了，可怜刁顺子们都不知到哪儿去“追讨”。
发现这些生存的真相，关怀底层的辛苦和无助，自然是作者的贡献，但也只是这部作品的外在层面。发现蚁群式的生存相，并不应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对小说而言，最为深隐动人、魅力无穷的，乃是对灵魂的洞察和关怀，是进入人物的心灵深处，打开人性的复杂迷宫，完整地立体地塑造人，从而在“人”的身后映现出广大无比的存在。刁顺子的形象便是这部小说艺术上最大的亮点。抽象地说，他“一是带头干，二是体贴人，三是不贪心”，才取得了威信，形成了凝聚力。他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就像一粒在暗中闪闪发光的钻石。回想他对待家人，妻子，女儿，兄长，虽然处处委曲求全，窝囊憋屈，却也无处不透示着忠厚和善良。他光是在殡仪馆就发送了好几个人。发送打工兄弟“大吊”；发送浪荡恣睢的赌博狂人、其大哥刁大军；发送平生郁郁、身后凄凉萧条的朱老师，哪一幕不是写满了仁义，令人由衷感动。在满面尘垢和汗渍斑斑中，显示着人格的高尚。
然而，顺子是否也太窝囊了，太软弱了，他总是在求情、服软，抹平，在逆来顺受，在“热脸煨人家的冷屁股”，把苦涩咽下肚去，有时让人实在看不下去。他既是一个大善者，又是一个软弱者，既是一个大爱者，又是一个对恶人无可奈何者。看到他面对那个刻薄寡恩的剧务主任寇铁，我真想说，顺子啊，你为什么总是硬不起来，狠不起来，恶不起来呢？由顺子，我不期然联想起了骆驼祥子，他们一个拉洋车，一个蹬三轮；还真像精神上的孪生兄弟。我甚至想起了阿Q、陈奂生，等等，我并不是想通过什么人物谱系之类，硬要搞一点“理论深度”出来。但我确实感到，比起物质文明、科学技术等人化的自然来，某些精神典型的基因似乎变化甚微，文化性格的变化，历史中人性的变化，真是缓慢不知多少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有某种递嬗性，也并非故作高深。当菊花在大年夜赖住在五星级豪华酒店里（最后还得顺子垫付费用），泡在高级浴缸里，喝着高级红酒，给全身涂遍高级化妆品，听着窗外北风呼呼，像个现代摩登人儿，其实，其灵魂仍是那个土妞的冷血灵魂。物质和精神是并不同步的。民族精神的复兴，民族灵魂的重铸，主体性的建构，人的现代化，似乎要更加艰难。
刁顺子演狗是节绝妙的戏，有骇人的内在真实，发人深思。他临时顶替《人面桃花》剧中狗的角色。没想到他串演得那么乖巧，那么温顺，那么自如，比原演员强多了，甚至他适时地晃了几下尾巴，也赢得雷鸣般的掌声。好像人性通着狗性似的。演完后所有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连靳导都说，“恰到好处”。正像小说写的，“五十多岁的他，借着演狗，美美享受了一次，这一生，只有被人贱看、呵斥的份儿，从没如此高尚，尊严地活过一天，他在充分享受，而享受的过程还是有音乐伴奏的”。然而，最后一次他竟然彻底演砸了，闯下了大祸，激起了众怒！他忽然在台上变得轻狂得意起来，不该摇尾时摇尾，不该露脸时偏要露脸，引起一片嘘声。他是超越狗的本位了，太不守本分了，企图喧宾夺主，被斥为“疯了”。个中意味真是无穷。窃以为，这是作品很深刻的一笔。
从外在结构上看，小说写了舞台内外两个世界，写了刁顺子带领众弟兄的装台作业和烦恼无穷的家庭纠纷。由于触角伸开来，其世界还是广阔的。但从小说的内在结构来看，我认为刁菊花是仅次于顺子的人物，顺子的性格是在与菊花的激烈交锋中不断展露的，小说对菊花的刻画之深也并不亚于顺子。如果没有刁菊花，这部小说的艺术架构恐怕要坍塌。
菊花乖戾、歹毒、凶狠，丧失人性如凶神恶煞。她与刁顺子形成了两极：爱与恨、善与恶的两极。她前后策动过三场“恶战”，先是尽情凌辱对她满怀善意的新婚的继母，二是毒打“拖油瓶”带过来的、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纯真的妹妹韩梅，三是在驱逐蔡素芬与妹妹的同时，残酷地虐杀了与韩梅相依为命的小狗“好了”，其手段如同刽子手在实施凌迟，残酷血腥不忍直视。父亲刁顺子两次给她下跪，也难改丝毫。她为什么如此疯狂，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么一个变态狂？她的身世固然不幸，亲妈跑了，后妈死了，家境贫困，长相丑陋，没受过什么好教育，也从小没有得到母爱，如今又成为“剩女”，其恨可知。但这并不能成为她残虐家人，横行无忌的理由。她在委身一个烟酒贩子，并在韩国美容了一回之后，稍许露出了一丁点儿“善意”，但旋即恶态复萌。她的哲学是，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休想得到。作者似在告诉世人，在金钱和贪欲的纵容、毒化下，人会变成非人，成为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罪恶灵魂。一个真正的作家，既要勇于张扬真善美，也要敢于正视邪恶和残忍。古今中外大作家笔下都不乏某种万劫不复的恶的化身。这是对真实的捍卫。我肯定作者这种直逼真实、不惜推向极端的勇气，没有落入俗套。
鲁迅云，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者，谓之世情书也。《装台》在审美类型上走得也是这个路子，即“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它也可说是一本世情小说。作者仿佛站在太白山巅，要学巴尔扎克看巴黎，观看着西京城里的人间喜剧。
小说名为《装台》，其视野并不限于“装台”。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写多是城中村，近郊农民，城乡接合部的昔日的“城市贫民”。不排除有一些人学会了城里的好吃懒做，却失去了农民的吃苦耐劳。靠吃房租、分占地款过日子、游手好闲的大宝，不就说“给个省长也不换”吗。这是一片特殊的文化土壤，了解了它对理解刁菊花之类的存在不无帮助。
戏剧有戏剧的法则，小说有小说的纪律。作为剧作家的陈彦，充分发挥了对话的作用，各人声口莫不毕肖。陕西方言运用之纯熟，使人物跃然而出。但布满细节和戏料的“生活流”，似贴着地面流动，没个尽头；看来是需要来一点抽象、假定和简化，让生活不那么黏稠，让作品变得更加苗条有神。
《装台》与时尚的小说观念没有多少关系。作者只是写他的观察已久，烂熟于胸的人物以及环绕他们的世界，沉浸其中，才造就了这部人物活灵活现、世情斑斓多姿的现实主义力作。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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