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离

    我和李离老师是忘年交。我调北京工作，只要回保定，都会与李老师一起坐坐。但他回济南后，我们就无缘一面了。从金善那里常常听到他的消息，闹过一次血栓，但已经恢复。耳朵背了，有些发呆，都是身体越来越老的表现。我一直不太在意，以我对他健康的了解，坚信他会活到百岁开外的。但3月8日，突然接到金善短信，告诉我不幸的消息，李离老师辞世了。看来人过八十，无论怎样健康，也是残年，如风中之烛，随时寂灭。

    李老师身体之好，是校内闻名的。山东汉子，一米八的个子，穿黑呢子中山装，从来走路笔挺。我在河大时，李老师的父亲还健在，和李老师住在一起。我有时会碰到他们父子俩到澡堂洗澡，七十岁的小老头，用自行车带着九十岁的老老头，我颇感慨二老身体之结实，叹为奇观。听说李老师八十岁还骑自行车，直到他离开学校。

    有时，我会情不自禁问他养生之道。他总是笑而不答。其实，我这也是明知故问。李老师从来不养生，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以不养为养。他一生的嗜好只是三件：书，烟，茶。

    李老师是有名的书痴。乍看起来，他对书的喜爱，源自他的职业。他 1946年入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到《开封日报》、《河南日报》做副刊编辑。1949年秋调天津市文联，编辑《文艺学习》《天津文艺》。1952年调人民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他被定为胡风分子之前，主要从事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从事小说、散文、诗歌等创作，发表于《天津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和《新观察》等报刊。1953年调华北文联工作。1954年调天津师院、即河北大学的前身任教，直到退休。李老师一生从事的都是写书、编书和教书工作，自然是与书结缘最深的。但也并非所有与书接近的人，都喜欢书。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教书人是不藏书的，有更多的与书打交道的人是不喜欢藏书、不爱读书的。而李老师是真正的读书人。

    与书结缘，也可能是好缘分，读书、写书，给人带来幸福；也可能是坏缘分，读书、写书，给人带来坏运气。书给李老师带来的显然是厄运。可以说他是因书得祸，书毁了他一生的正常生活。五十年代，李老师被定为胡风分子，而且是在天津的四大金刚，逮捕入狱。他因何定罪，我不得而知，他老人家想来也是糊里糊涂。人不如草芥，就那么轻易地被剥夺了自由。但他因书结识了芦甸，又因芦甸结识了胡风，当是他受胡风株连的主要原因。李老师在监狱中关了一年半才被释放，但作为胡风分子，从此再也不能登讲堂，下放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其后被贬到资料室做资料员，直到八十年代被平反。这三十年间，他的命运就是“被”着，自由被人左右，生活被人颠倒，读什么书的权利被人剥夺，自然写书也是被人禁止的。书是李老师的霉头，也许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霉头，因了书而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大有人在。听说胡适的研究生魏际昌先生去世后，北京书商要收购魏先生的书，家人犹豫不决，魏先生的夫人于月萍说了一句在我们听来无异惊世骇俗的话：“书有什么用！”乍一听，我颇愕然。但是慢慢想通了，于先生的话里潜藏着老知识分子爱书而又恨书的悲辛。魏先生如此，李老师更甚。若是换个人，也许早就远离倒霉的书了。但李老师始终与书不离不弃。可见李老师爱书，不简单是职业关系，而且是他的气质秉性使然。

    这也从他的藏书之广博看得出来。他教明清文学，但他藏书却不限于这一领域。平时收集，无论古今中外，且多有奇书。每当遇到罕见之书，他很高兴能与朋友分享，我的许多书，是经李老师介绍买到，或者就是他代购的。李老师的好书，多藏于他家迎门楼道的壁橱上。有时去李离家，还没坐稳，他就会搬着椅子往外走，那一定是他搜到了好书要给你看。他站在椅子上，打开壁橱，将身子深深地探进去，取出书来，放到我的手上，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那时你会懂得，什么才叫爱书之人。

    在我认识的河北大学朋友中，有两位阴阳颠倒的人，小的是宫敬才，老的是李离。李老师的作息时间，一般是下午两三点起床，吃早点，或不吃早点，但必泡一杯酽茶，然后是他处理家务和社会活动的时间。写信，接待来访的客人。大约五点左右去单位取信和报纸，顺便去菜市场，回来做一天中非早、非午、非晚但又三者皆是的一顿正经饭。大约九点前后，开始读书，直到次日的早晨。当大家起床上班时，李老师开始上床睡觉。他和常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九十年代后几年，我常到李老师家。时有急事，尽管知道他的作息时间，也会上午或中午去拜访。敲门，一遍不会有人应声；再敲，声大些，喊上一句：“李老师，是我。”门会悄然打开。睡眼蒙眬的他，躲在门后，再匆匆回到床上。此时，我会转到东屋，等他穿衣服。东屋也躺着一位老人，那就是李老师的父亲。但老伯显然已经起床，穿戴整整齐齐地躺着，候着李老师起床。李老师中年丧偶。打成胡风分子后，夫人陪着他熬过了极艰难的岁月，待到“解放”，她却突然离世。李老师的悲痛可想而知，从此不再续弦。在李老师的宿舍，挂着夫人的遗像，文绉绉地透着漂亮。就是这样的女子，嫁给了读书人，坎坷半世，惨淡了一生。所以，每当看到两个老人隔屋相对而卧的景象，我就感到极为怪异，继之，酸楚之感，从脚跟升起。

    宫敬才颠倒作息时间，既是为了读书，也是忙于写书。而李老师白天睡觉，夜里熬灯，却只有一样：读书。八十年代后期，文坛渐呈开放之势，李离老师曾尝试恢复写作，写一些回忆胡风分子的文章。九十年代初，陆续在《传记文学》、《新文学史料》等刊发表。他每发一篇，都极其高兴地送给我看。我鼓动他写一本关于胡风事件的书，告诉世人，他的朋友的真实面目。李老师也是信心十足。但是似乎只发了三四篇，就中止了。问他原因，他说，这类的文章又难发表了。不便写书，遂只有读书。所幸书渐次容易得到了。我之于读书，自信是既能坚持、又能读得很快的人，但比起李老师来就自愧不如了。有时，我有可读之书，李老师也会借去阅读，常常是头天拿去，次日返回。开始时，我怀疑他是否认真读过，但说起所读书来，他的评论都深中肯綮，而且细微到某一个细节。由此我服了他。

    李老师是老烟枪。他读书，离不开手的是香烟和茶杯。一口烟，一口茶，一页书；一支烟，一杯茶，一本书，此为李老师的读书境界。进李老师家，如进神仙洞，云雾弥漫，需仔细辨认，才会发现隐居云端的仙人。我没问李老师何时开始吸烟，但揣度如此大的烟瘾，应系之于他一生的不如意。书固然可以排遣苦闷，但在监狱中，能容许他见到书的影子吗？对待一个因书获罪的人，最好的“改造”，实则是最重的精神摧残，就是不许他读书，不让他见到书。书是他的禁忌。读书固然也会填满漫长的冬夜，挤掉孤独老人的寂寥，但读书不能代替回忆，不能代替思考。而对这位曾经才华横溢却无端陷入囹圄、遭遇不幸的读书人来说，岂能不回看他走过的泥泞？岂能不思考他命运的因果？此时最佳的伴侣就是烟了。那缭绕的烟缕，何尝不是他的百转愁肠、纠结的心绪？在我的朋友中，多有烟民，亦不乏大烟枪。但若论抽烟之老辣，无过李离者。可惜，也最遗憾的是，李老师只留下了他回忆几个倒霉朋友的文字，却没有个人遭际的文章，更没有留下他对个人人生命运的思考。

    但是，从他回忆胡风、芦甸、阿垅、冯大海、葛覃和高云览的文章中，我还是颇为唏嘘感慨他为人的温柔敦厚。他的朋友中，多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但因胡风事件的牵连而命运悲惨。芦甸被关押了十年，七十年代瘫痪致死。他年轻时就守寡的老母亲，也在他关进狱中后被遣送回江西原籍。等到芦甸出狱，他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而另一位朋友阿垅，就更为不幸。这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下狱，十几年的铁窗生活，终于熬干他的生命，60岁病死狱中。在“胡风集团”中，《小城春秋》的作者高云览似乎幸运。1955年，胡风事发，他却于1956年因肠癌去世，而且《小城春秋》居然意外出版，并且一时洛阳纸贵。但是就在1980年“胡风集团”案件平反时，人们发现，在平反的名单里，竟然列有高云览的大名。所幸者，他生前没有享受到胡风分子的“特殊待遇”；不幸者，死后也要背上“分子”的恶名。每每写到此处，李老师都悲慨他们命运的悲苦，为他们鸣不平，文中充满勃郁之气。李老师于文艺理论有深厚修养，他知道何为命运，既谈命运，就不能不讲遭际，即社会对个人命运的影响。有时社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于上帝。所以卡夫卡无可奈何地说，目标虽有，但道路却无一条，所有的只是彷徨而已。但是，在李老师的文章中，却多反躬自省，寻找朋友悲剧命运的内在原因，写他们性格里的悲剧因素：胡风的性情耿直，诗人气质，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芦甸思想上想不开，解不开问题的疙瘩，精神上不堪自戕，终于疯掉。冯大海诗人气质太重，感情十分脆弱，脾气暴躁不计后果，自尊心太强宁折不弯，等等。但是，在一个非正常的环境中，决定个人命运的，恐怕很难说是个人的性格气质。读到此处，我不免感叹，中国的读书人实在是太厚道了。

    在李老师那里，烟与茶的关系，如同相生相克的阴阳两极。他有在我听来极为可笑的理论：浓茶可以解烟。因此他喝茶总是与抽烟相伴，而且必是浓茶。只要看看他的茶杯有多黑，就知道他喝的茶有多酽了。对于李老师的理论，我常常姑且听之，一笑了之。但有时也会开着玩笑与他理论，那茶走的是消化道，烟走的是呼吸道，如同猫上房，狗跳墙，各走各的道，两不相干，喝茶又如何能够把烟稀释了呢？每当此时，李老师总是呵呵一笑，摆出信不信由你的面色。不过，茶为提神之物，有此不夜侯侍奉，也助李老师涤除了无数烦恼，读破了万卷诗书。

    李老师本名张立信，生于1927年，故于2015年，享年88岁。这是一位因书得祸，却又因书而获解脱的读书人。

    （作者为国家图书馆原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