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的探路人生

编者按

 

    还记得2014年那个明媚的京城四月天，春风所至，处处桃李芳华。伴随着弟子们轻声浅唱的生日歌声，当时98周岁的甘惜分先生笑吟吟起身，没等摄影师调试好镜头，就干脆利落地吹灭了跳动的烛焰，举手投足间尽显骨子里的爽快与率直。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简单率真的老人，却在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走出了一条并不简单的人生路途——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投身戎马，到冒着纷乱炮火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再到后来步入杏坛传道授业解惑，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探索。数十载的光阴流转，甘惜分的每个转身都是果敢的。

 

    谁也未曾想到，噩耗来得那么突然。甘惜分，这位著名新闻理论家、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于2016年1月8日22点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本已写好的文章还未刊出，斯人已逝，深感痛心与愧疚。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谨以此文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对新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勤勉付出，让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者”的身份被人铭记；“宁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与执着坚守，则愈发彰显着一代大家的清亮品德与人格魅力。

 

    如同美酒陈酿，甘惜分的丰富阅历与精深学养，随着岁月的积淀而历久弥香。

 

    头顶耀眼的光环，甘惜分却总是强调，不要把他夸得太过了，不要给他戴各种高帽子，自己真正中意的是被称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先驱者”和“引路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追寻。

 

探路革命

 

    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间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激变，血气方刚的他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一方面，他团结县城进步青年成立秘密读书会，并在抗战爆发之后将其改组为抗日移动宣传队，以歌曲、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积极支持地方的进步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华北国土之内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然而，那个年代，邻水县还远远算不上是进步青年的理想国。“那个时候连读马克思主义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可以说是‘犯规’的。别人会想，‘哟！这个人在看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就会向上级报告。所以学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偷偷读。”谈起读“禁书”面临的重重风险，甘惜分却格外淡然，甚至连讲述的语调都充满了轻松调侃。

 

    “我到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思想提升，在熊复的邀请下，甘惜分欣然赴约，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程。

 

    1938年，甘惜分抵达延安，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很快转到中央马列学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

 

    在甘惜分心中，延安是一个由真理和真知搭建起来的圣殿——

 

    “我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是从延安开始。过去在四川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报刊有真有假，编译都是二手货，不一定可靠，但到了延安就不同了，我们认真读原著，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这些书都是经典著作。”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延安也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1939年夏，党中央把多所学校移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甘惜分奉命跟抗大一起转移。当时适逢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请求抗大派人提高干部的政治素养。就这样，年仅23岁的甘惜分，开始以思想为枪，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政治教员。

 

    在一二〇师的高级干部研究班里，甘惜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侃侃而谈，为教学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

 

    1940年，由于战略需要，一二〇师紧急从河北赶回晋西北，甘惜分也随之在晋绥军区安家，此后历任中共晋西地方党校教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俘。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机密材料，他紧急将文件包埋入地下，即便被日寇严刑拷打，也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党的机密得以保护。

 

    四个月后，甘惜分抓住机会成功逃脱。死里逃生看似是命运的眷顾，然而要捱过这里边的每一关，无一不需要坚定信仰的支撑。

 

    “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日后艰苦自学，才能有成。”

 

探路新闻

 

    从延安到山西，甘惜分对革命的理解逐渐深入，而他的命运也在而立之年迎来了第二个转折点。“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我先在《晋绥日报》，然后在新华社晋绥分社，慢慢学做记者。”在日复一日的摸索中，他一步步参与进一线的新闻实践。

 

    实际上，当记者，可以说是甘惜分很久远的一个愿望——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像邹韬奋那样，做一个能带给人巨大鼓舞的新闻记者。

 

    在晋绥边区，这个梦想成功地照进现实。

 

    1945年，为顺应国内外局势变化，甘惜分被调动到司令部，负责每天撰写军情报告送到新华社，在前线供稿，这就是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发端。

 

    1946年，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和谈期间，甘惜分跟随军代表前往大同采访。初入新华社不久的他为了获得新闻线索，冒着被特务发现的危险行走街市，观察各方动向。

 

    “在大同我看见日本鬼子，穿着军装在街上大摇大摆地走，我一看就生气了，日本鬼子不是投降了吗，还这么神气，”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甘惜分回忆起这个令他义愤填膺的片段，“这件事让我觉得，新闻不一定要采访什么人物，有时候，就是用眼睛看一看，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啊，就会发现新闻。”回到后方以后，甘惜分完成《大同——日本投降者的乐园》《尴尬的嘴脸》等通讯，引起广泛重视。就这样，通过在一线工作中培养起的专业嗅觉，他慢慢建立起一套实践中总结出的新闻方法论。

 

    当时，中共绥蒙区党委要创办一份《绥蒙日报》，甘惜分奉命调至此处，成为《绥蒙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又在农村，以一人之力，操办《今日新闻》小报，“每天就用一个小耳机听新华电台的新闻，把它们誊抄下来，贴在村口路边的墙上”。

 

    1947年，甘惜分进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担任领导，感动几代人的刘胡兰烈士事迹，就是在这个阶段经甘惜分之手亲自修改、编发的。

 

    短短两年间，甘惜分从一个新闻“门外汉”成长为采编一线的“顶梁柱”。回顾这段生涯，他认为，成长的关键在于“每天研究新事物，研究新华社，也研究地方实际”。

 

    对于那个年代的前线新闻工作，甘惜分有自己独到的感触——

 

    “老实说，在晋绥边区的时候，无论是《晋绥日报》还是新华社晋绥分社，有些同志由于没读过马列著作，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对工人社会的了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想，幸好我读过《资本论》，这些书不容易读的咧！因为当时我们的环境是农村环境，不是资产阶级环境，我们接触的也不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对于了解这些关系很不利。”

 

    1949年，甘惜分应中央要求前往重庆，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我自己是采编主任，但我还是经常到基层去采访，当时我们刚把国民党赶走，在采访中了解到国民党对人民的残忍呐，无情呐……我在重庆这段了解了很多情况，也在《新华日报》上发了不少消息。”

 

    任职期间，甘惜分不仅报道了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屠杀政治犯的惨案，还报道了成渝铁路从动工到通车的全过程，更见证了新中国工业由弱变强的崛起之路。

 

    回首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这段历史，甘惜分无限感慨——

 

    “全部解放后，我们进了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这些地方工厂有很多，不过这时的工厂都是国营企业，资产阶级的大工业都改成国营的了，完全的私营企业都很少了，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了解了更多工人阶级的劳动。”“101钢铁厂是重庆最大的钢铁厂，我在这里面采访了很多次，了解了一些工人阶级的情况，也感觉到钢铁工业是国家最基础的工业，一个国家连大工业都没有是强大不起来的。”

 

    “没有摸爬滚打不行哦，哪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从一名政治教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甘惜分在新闻之路上的成长与探索，的确离不开“摸爬滚打”。而这数十年的实践和摸索，也为他日后的理论思想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探路理论

 

    1954年，38岁的甘惜分离开了一线新闻岗位，奉调先后到北大和人大，为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奉献才华，主要讲授新闻理论。“五十五年我都在大学教书，不会纵横捭阖，不会上下其手，只会钻书本，但我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书呆子，我是一个读书严谨、务求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书呆子’。”甘惜分这犀利的黑色幽默，分明也是对自己率真性格最真实的写照。

 

    “我1954年到北大（教授新闻理论），当时新闻系什么都没有……我就慢慢地，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摸索。”阅读马列经典著作长大、革命前线采写经验丰富的甘惜分，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中汲取精华，他甚至给自己立了一个志向，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追求、发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规律”。

 

    “新闻阶级性”“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党性”“对人民负责”“对真实负责”……凭着不服输的劲头，甘惜分按往日的经验，在学术圈子中摸爬滚打。

 

    然而，在那个运动频繁、斗争混乱、意识复杂的年代，新闻学学科草创，种种问题尚未定论，许多概念、许多思想、许多观点不免发生激战，尤其当政治大潮裹挟了学术研究汹汹而来时，甘惜分仍始终捍卫着心中马克思主义的信条。

 

    1957年，在第二次首都新闻座谈会上，甘惜分批评了当时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观点，此后更是多次批判这种观点偏“右”。他认为，王中的意思是新闻是商品，这个他不否认，但他反对王中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因为新闻更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

 

    “这个老兄年纪比我大一点，他没有到过延安，一直在上海，对上海小资产阶级懂得多一点，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关系了解很少，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我是在延安长大，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王中并没有抓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回顾往昔的论争，甘惜分细致地解释了自己批判王中教授的原因，声音中充满了平静与坚定。

 

    说者无意，然而在激烈的政治浪潮中，原本正常的学术论争很容易被上纲上线，对王中所造成的政治影响，也成为甘惜分心中难以磨灭的心结。“讲老实话，我觉得我当时批判他并没有错，只是态度太尖锐了，这是我应当做的检讨。”

 

    然而谁能想到，时过境迁，仅仅过了两三年，当年的批判者却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这一方面让甘惜分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冲动和莽撞，另一方面，直率和敢言的性格，也推动着他奋起反击捍卫真理。

 

    1960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化，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批判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言行，在紧张的斗争局势下，上上下下人人自危。5月，部分激进分子从系里教师的讲义中硬扯出800多条可疑字句加以批判。

 

    然而，在甘惜分看来，这些人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甚至无知到把对的马克思主义语句当成了修正主义。出于对这种“左派幼稚病”的反感，他向那些批判者发起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这也招致了对方更为猛烈的回击。

 

    极“左”者给甘惜分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右派”的帽子。在对极“左”者作出反击的过程中，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武器，充分展现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学者风范。

 

    当极“左”者揪住其“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的观点，污蔑甘惜分鼓吹旁观时，他不卑不亢，马上拿出《列宁全集》回击，指出列宁论辩证法的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经历，甘惜分依旧傲骨铮铮——

 

    “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干部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

 

    终于，直到1961年，在中宣部的调查下，甘惜分的观点被肯定，极“左”者的嚣张气焰也偃旗息鼓。在全国都在“反右倾”的局势下，他却勇敢跳出来“反左”，并且获得了胜利，此间的胆量与智慧，实非常人所能及。

 

    采访中，甘惜分多次掷地有声地强调：“我信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种种争论给自己带来的纷扰，甘惜分举重若轻，“我就是这样接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的”，与他人的争论，也只是为了探讨新闻这门科学的规律。

 

    正像甘惜分在《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中诙谐的自嘲那般，几十年来种种遭遇，无非是“被卷进漩涡，呛了几口水，眼见几家欢乐几家愁，自己也成了一只落汤鸡，又打而不倒，死而复生，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自己的追求”。

 

    甘惜分说，他甘愿做真理之神的马前卒，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恰恰就是这位新闻理论大家最坚定的精神皈依。

 

探路教育

 

    挺过了“反右倾”浪潮，1968年到1978年，甘惜分又遭遇了十年浩劫，对于此间种种心酸与委屈，他鲜少提及，他甚至认为这些苦痛无足挂齿，因为“这些往事，好多人都能背诵一大篇”。然而，在政治运动中浪费的精力和虚掷的光阴，却成为老人心中长久的遗憾。

 

    而实际上，不论是在下放劳动中，还是在派系论争中，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新闻学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只想大事，不想小事”的豁达性格，不仅让他在艰苦的环境里释怀了个人苦难，还让他的思想在更广阔的天空里翱翔。

 

    甘惜分在一篇自述中感叹——

 

    “我有约100个笔记本，记下看到的、想到的事物和思想，以便随时运用。我这人很笨，记性也不好，只有笨鸟先飞，下些笨功夫。从1954年到1980年，这26年中大多在政治运动中瞎折腾。人的一生有几个26年！到了老年才进入角色，悔之晚矣！但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必须站出来！”

 

    1980年，64岁的甘惜分果然“站出来”做了一件惊天之举——他在仅仅四个月的时间里，挥汗如雨，夜以继日，以一人之力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教科书——《新闻理论基础》的初稿！

 

    在这本书的基础上，1986年，甘惜分又创作了《新闻学原理纲要》，不但进一步证明“新闻有学”，而且借此重构了自己数十年来对新闻工作规律的理论认识。

 

    “这两本书都是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新闻怎么看待的问题。”甘惜分向记者讲述这两本书的意义——

 

    “1954年我到北大新闻专业讲课，在我之前没有教材，我就是中国新闻理论教材的创造者，所以他们叫我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者。奠基者、先驱者、先行者，这都可以说，我是在前面带路，发表了一些意见和观点，但是我没有说完成了，我是打了个基础，不要夸的太过分了。”

 

    此外，1986年，甘惜分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舆论研究所。1988年，其论文集《新闻论争三十年》出版。1996年，80岁高龄的他又在学生们的建议下，将自己的学术与心路历程铺陈于纸上，完成《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一书。

 

    “从1954年到大学当教授都几十年了，我觉得我的理论从基本原理来讲是对的，当然是不是很周到，我也在不断修改，使我的理论更加周到，更加完美。”

 

    于是我们看到，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为了完成对前半生理论成果的修订，甘惜分的思维方式日渐向更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新闻理论思想越来越向广大人民群众靠拢，甚至无惧于“在刀尖上跳舞”，论说他人不敢言之言。“打破报纸的舆论禁区”“新闻三环理论”“新闻三角理论”“新闻真实论”“新闻控制论”“多声一向论”……这些理论的提出，为新时代的媒介学人和工作者提供了切中时弊的指导。

 

    而其在学术道路上的披荆斩棘，则愈发印证了甘惜分反复提及的那个成语——认识真理是逐步的发展过程，在求知的进程中，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摸爬滚打”而来。

 

    从教几十年，甘惜分如今俨然已经成为新闻学界的“老祖师爷”，其亲自指导的博士生虽然不多，但每一位都是当今新闻传播学界的精英翘楚：全国第一个新闻学博士童兵，人大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清华大学教授刘建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刘燕南，广电部门的王锋、王甫……怪不得有诗赞云：“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舆坛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

 

    喻国明回忆：“甘老师经常对我们说，不敢和老师争论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超过老师的学生，也不是好学生。”这种另类的激励法，或许更表达了一位学术“大家”的气度和胸怀。

 

    一个偶然机会，笔者了解到，甘惜分的这群优秀门生，正在筹备一项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基金的项目，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这一学科在中国进一步发扬光大。

 

    然而，当被问起当下的进展时，甘惜分却少有地面露难色：“这可难说，我是反对他们的，因为要把我搞得像个创始人，我可不干这种事，自卖自夸，多不好。咱们呐，还是做些具体工作，不要夸大自己。”短短的话语里，还是那份率真和坦诚，让人不禁赞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甘惜分说，他“愿意做一个终生求索的学生，不求名，不为利，只图为人民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而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他的通融与倔强、无畏与谨慎、愚拙与智慧，都让这恍如云烟般消逝的岁月变得充盈饱满。

 

    采访的最后，笔者问起甘惜分对“当今新闻教育中欠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观点的看法。他认真地给出了回答：“不能说是教育中有欠缺，而是我们自己没有达到。很多搞新闻的人自己懂得马克思主义吗？不懂。”谨以此意味深长的话，留给广大新闻人反思。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