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战略研究的多维空间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我国古代又称“谋”或“猷”。在英文中，Strategy一词源自希腊语“strategia”，原意是“将军”，具有军事色彩，单用时可译为“策略”或“政策”，但和“Tactics”（战术）放在一起时只能译为“战略”。如今，战略已延伸至经济、文化、商业等诸多领域，特指全局性、大规模谋略。语言是大国博弈的工具，翻译事关国家命脉。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就具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文化资源匮乏，完全依赖希腊文化的“输血”，“供血者”正是古罗马的千百个翻译家。通过翻译，古罗马实现了对希腊文化的“征服”。从战略角度研究翻译，标志着战略文化有了质的飞跃。一旦被纳入战略层面，翻译就有了崭新的政治特质，从以下方面显现出来。

    翻译的生命性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时空的传播行为，也是最具建构力的创造性活动。译作是原作的后起生命。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中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语言里的“纯语言”。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会遮盖原文，也不会阻挡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翻译的生命性还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竞争甚至对抗。翻译是文化传承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积聚和发展有巨大作用。思想文化的传播，文化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翻译。

    翻译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输到另一种语言中，为其他民族文学注入一剂能量。浪漫主义先驱斯达尔夫人把翻译视为民族之间的思想贸易。由施莱格尔翻译的莎剧精确感人，完全融入了德国文学，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当莎剧上演时，观众已不再把它当作英国作品；莎士比亚也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和席勒一样的同胞。翻译丰富了民族文学和文化，翻译就是扩大。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的整体性

    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关注和促进翻译事业发展。设立统管翻译的专门机构，将翻译纳入文化软实力发展规划，创设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都是促进翻译发展的战略举措。译界要有战略视野，加强翻译战略研究，提高翻译规划水平，为国家提供参考。译者要有战略定位，把个人翻译行为与国家及社会需要融为一体，做到译有所为。

    作为实现翻译战略的手段，战略翻译是一种“精心运作的翻译”，直接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并围绕相关战略信息而进行。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化的翻译活动具有主动性、外涉性、选择性和策略性等特点。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我国近年来先后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和“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表明翻译已上升到战略高度，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国家行为。

    翻译的目的性

    翻译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翻译目的及与其相关的翻译动机、意愿或要求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通常，每一个翻译行为都有基本层次的翻译目的，也许还会有最高目标，两极之间还会有一些中间层次，在这些层次上又会有不同向度。作为一种有目的的互动行为，翻译是要改变事物的现状，使之发生变化。翻译的目的性对“翻译什么”“为谁翻译”“为什么翻译”有直接影响，对翻译立场和翻译方法也有制约。把翻译目的与翻译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翻译中的宰制与抉择。

    考察中西翻译史，就能发现翻译为一定目的服务，与某种政治、宗教、经济或社会需要紧密关联。“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明末清初，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翻译、会通、超胜”的思想，不仅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而且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科学精神和战略思维，对当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翻译的政策性

    翻译政策是由国家政府或机构，也包括非政府民间团体或组织在国家指导或影响下，针对翻译活动做出的书面或口头的、合法的指导方针或规定。翻译政策对翻译活动影响巨大，涵盖翻译选材、翻译出版、翻译策略、译员培养和市场规范等。作为规定性要求，翻译政策因其权威性与强制性在翻译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制定翻译政策，国家一方面为各类翻译活动指明方向，规范翻译秩序，使翻译井然有序地进行；另一方面通过翻译政策直接作用于翻译活动，促其为国家意识形态服务，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当前，我国翻译行业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严格的翻译企业准入门槛；缺乏规范的专业译者资质认证；缺乏统一高效的行业管理体制。在翻译法尚未出台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翻译政策作用于国家翻译机构，在经济及人才上给予支持，生产出符合国家意志的产品。国家翻译机构则应在国家翻译政策引导下，组织和管理翻译活动。以中国外文局和中国翻译研究院打造的“中国关键词”项目为例。这个以多语种（中、英、法、俄、阿、西、日等七种语言）、多媒体方式向国际社会解读、阐释当代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话语的平台，为世界提供了读懂中国的支点。

    为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旨在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上的国家语言或通用语有50种，常用区域或部族用语接近200种。“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翻译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伴随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地位上升，崛起的中国要确立大国译略，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