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燃中华文明的香火

    一个礼仪的缺失

 

    2015年七月，去北京开会，正好周末两天无事可做，突然想，何不去一趟曲阜？这可是十年来的一个夙愿。查了高铁，又查了曲阜的住宿等情况，便匆匆离开流着汗的北京。

 

    当晚临睡前，我从网上下载《史记·孔子世家》，又读了一遍。这篇一万字左右的文章，我快背诵下来了。但即使如此，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前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当我再次读完后，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伤心流泪。为他的不被世人理解，也为和我一样的书生的单纯、耿直、心灵的流放。人们认识的那个孔子，是百年来人们重新塑造的世故的孔子，不是真的孔子。他替历史背了黑锅。因此，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想写一本书《为孔子辩护》，而十年来给学生讲孔子使我一直渴望能隆重地到曲阜拜见一次孔子。未曾想，我竟然如此草率地来到这里。

 

    第二天，先去了孔庙，然后到孔府，最后坐着电瓶车进了孔林。当我在20万座坟茔中穿行时，第一次被清风朗日所震撼。那些坟茔每一个都不大，像是随意凸起的小土堆，密密麻麻，一个连着一个。上面长满了青青的嫩草，像一行行《诗经》中的古诗。茂密的树木将阳光分隔成一束束。清风踩着那些阳光在欢快地跳跃。没有一点点的阴气。这浩大的坟场在世界上绝对是奇迹。它没有中国帝王陵墓的雄浑、高大与阔气，也没有埃及金字塔那样的永恒雄心，期望灵魂不死。它与我们中国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坟茔一模一样，人从泥土中来，又回到泥土中去。但是，当20万座姓孔的坟茔浩浩荡荡排在一起时，便显示了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一种伟大：文明的胜利。我们找不到哪个帝王能与孔子的伟大相比，也找不到哪个宗教领袖能有如此繁盛的子孙。

 

    天地之间，唯有孔子，这个人性道德范式的创立者。

 

    然而，当我站在孔子墓前要参拜孔子时，发现没有人行礼。原来坟前有要求，希望参拜孔子以鲜花敬献。也许是为了生态环境着想。人们束手无措，因为都没有准备鲜花。那时，我突然间想到民国时辜鸿铭曾嘲笑一位西方人的故事。那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的上坟方式，竟然要上香、献供品，还有冥币，问他：你们的祖先能吃能用能拿到那些东西吗？辜鸿铭反问道：你们的先人能闻到鲜花的味道吗？

 

    也许管理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们一定未曾读到过辜鸿铭的那个故事，甚至可能认为这才是文明的举止，但是，少了一炷香，多了献花的要求，就把中国人与自己的圣人隔离开了。

 

    天地之间，少了一炷香，缺少一个跪拜。这一缺，便可能使人无法无天，毫无规矩了。世道就是这样暗下来的。

 

    虽然孔子在世时还不曾有佛教传来的燃香仪式，那时还是用点柴火升烟来祭祀，但后世儒家祭拜先祖都是用上香的方式。人们相信，那缕青烟是绝对不能缺失的仪式。这是中国人的礼仪。与封建迷信无关，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鲜花代表了一种西方的仪式。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宁愿为孔子燃一炷香。

 

    我在曲阜流连忘返两天，大街小巷晃悠，想寻找司马迁来朝觐时看到的礼容，却未曾见到。我也在孔庙、孔府里想寻找一些礼器，也失望而回。

 

    回到兰州后，我一气写了近四万字的长文《壮哉！文学青年孔子》，以怀念这位圣人。我暗暗发誓，从此后要多讲孔子。继绝兴灭，吾辈有责。

 

    三种文明的兴亡

 

    最近，有中国香港地区的师生去敦煌朝圣，路过兰州与我们的师生交流，他们要我讲讲中国传统文化与丝绸之路文化，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钱穆先生。钱穆先生是新儒家的代表，他曾在香港大力提倡中国文化，创办新亚书院。新亚书院也就是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坚持新亚书院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宗旨，以中文为授课语言，第一任校长必须为华人担任。我不知道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是不是如此，也不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多少了解，但我想，他们对钱穆是不陌生的。

 

    钱穆将人类文化分为三种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今天，游牧文化基本上快消失了，只剩下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农耕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海洋文化即西方文化，钱穆也称其为商品文化。香港是一个岛，用钱穆的观点看来，它的文化趋向于商品文明，这也是它在现代以来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重要原因。香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都会。兰州是一个内陆城市，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从地理文化上来看，它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因此，站在兰州看香港与敦煌所代表的文化非常有意味。

 

    百余年来，香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各种西方文化从香港源源不断地涌向大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口岸也是香港，从香港再往海外。但敦煌就有不同的命运。它是文化殖民者斯坦因从印度进入中国的西大门，其名是以被盗取大量文物的方式在欧洲传播开来的。这是百年中国学术伤心史，也由此揭开了海洋文化向农耕文化全面殖民化的一页。

 

    这使我不禁想起600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一个叫郑和的宦官带领62艘战船、28000人，向海外浩浩荡荡地驶去。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伟大的环球航海，所不同的是，农耕文明崇尚的和平精神使郑和未曾想到将他所走过的地方变成殖民地。那时的中国不但可以自给自足，还可以救济他人。然而，这种精神并未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同。世界精神已经被以侵略为主要特征的海洋文化所主导，它表现为急功近利的社会进化主义。直到今天，中国有相当多的社会进化论者还在批判这种崇尚和平的精神。

 

    与此相应的是，在郑和下西洋两百多年之前，从中国北方草原上，一支铁骑顺着丝绸之路向中亚和西亚挺进。按钱穆先生所言，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内中不足和不稳定心理，这些草原上的民族带着掠夺的天性向着一切文明展开其野蛮的侵略。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蒙元帝国。这一次，战争将中国的文明传播向世界，四大发明在一定意义上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有人说，造纸和印刷术传到欧洲后，促进了《圣经》和罗马文化的传播，也便催生了文艺复兴，而指南针和郑和的造船技术则使欧洲人有了航海大发现的保障，火药则武装了列强的殖民活动。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郑和未曾想到的是，大约一百年左右，在哥伦布航海成功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便疯狂地扑向那片新大陆。古老的印加文明、玛雅文明、阿兹克特文明一一被毁灭。海洋文明的内中不足和长期向海洋掠夺的生活造就了其文明的天性——侵略性。可以想象，当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华文明便不复存在。日本虽然先前崇尚的是中国文化，但其骨子里仍然是海洋文化，所以在后来脱亚入欧。

 

    再往前推。在少年英雄的汉武帝时代，他派出张骞、霍去病等大臣，一文一武向西开拓，抵御游牧民族匈奴的侵略，结果打通了古欧亚大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人类交流的动脉——丝绸之路。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相互影响就是这样展开的。汉长城显示的是汉帝国农耕文明的特性。意思是，长城以外你可以胡作非为，长城以内则是我汉家江山。

 

    今天，我们就站在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向西瞭望。这条道路在今天被德国人李希霍芬命名为一条文明的交流大道，丝绸之路。它显得那样华丽而柔软，富有魅力。仿佛这条文明的运河上一直风平浪静、浪漫古今。事实上，它从来都是一条用战争推开的道路。

 

    文明的传播中，战争是最大的推手。在伊朗高原上生活的游牧民族，不满于自己贫瘠的生活，于是，他们纷纷冲向平原，古巴伦文明被毁灭了，古印度文明被毁灭了，最后连古埃及文明也被它毁灭。人类三大文明就这样被野蛮的力量顷刻间化为传说。古爱琴文明也是被外来的蛮族所毁灭，中国南方的农耕文明炎帝一族被同样是北方的游牧民族黄帝一族所征服，继而黄帝又继承了农耕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领袖。

 

    三千年来，来自北方和西方的野蛮文明始终在不断地侵略着中国这片文明的沃土，然后又融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类始终在追求以农耕文明所代表的稳定、和平、友爱、包容、永恒的正面价值，所以，即使野蛮的力量暂时战胜文明的力量，但最后那些野蛮也被文明所化解。这是人类文明的轮回，也是人性的心理需要。

 

    人类文明的轮回

 

    人类的文明史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任何文明都有僵化的一天。中华文明从明清开始就已经走向僵化。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灭掉的恰恰是人性中富有创造力的那部分，所以，国人的体魄不再强健，国人的意志变得软弱，国家也就很容易被人欺负。八国联军、日本都曾凌辱过她。这些海岛上的饥民热切地期盼将中国变成第二个新大陆。

 

    用《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来说，五百年之前，世界一直是欧亚大陆在起作用，而在近五百年来，也就是海洋大发现之后，世界便开始被海洋所左右。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的事实，在海洋未被发现之前，整个世界是被侵略性极强的游牧文明所侵略、毁灭和再造。在海洋大发现之后，世界则是被同样富于侵略特征的海洋文明所侵扰、毁灭与再造。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我们都是天地万物的一种。文明的运化是天地运化的一部分。文明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变的文明必然会灭亡。这是人类的苦难，由不得自己。这也是中国古老哲学《易经》的思想。中华文明之所以是所有古老文明独留下来的伟大文明，就是因为它从来都是在主动求变或被迫改变的过程中绵延不绝的。周穆王西巡、汉武帝西征、汉明帝迎请佛教、唐太宗再请玄奘西方取经、清末民初知识分子西洋求法都是主动求变；同样，自炎帝以来，中国一再受到外来游牧民族和西洋文明的侵略，从而被动改变。

 

    今天，是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时代，然而西方文明也面临诸多困扰，比如，在文化方面，面临形而上的哲学困境，面临知识的困扰与信仰的危机，学术开始走向自娱自乐，宛如中国明清时期的那种僵化模式，用福柯的话说，就是知识终结了人本身，开始异化人；在社会发展方面，面临着资本统治世界时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技术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已经成为不可克服的难题，而其天性中的侵略性与野蛮性以社会进化论为宗旨，正将它引向无名之路；从人的发展来看，个体的人面临被过分商业化和物化的倾向，人性的分裂日益扩大，等等。

 

    正如中国文化的诸多问题无法完成自我克服，需要向西方文化学习一样，西方文化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也不是其自身能够克服的，它恰恰需要中国乃至东方的思想和文化去改变。

 

    中国有句古话，说五百年出一个圣人，意思是五百年乃一种文化演变的周期和轮回。孔子五百年后，司马迁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汇百家而成《史记》。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他与董仲舒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史记》中，他讲得很明白，百家都有长短，故而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学说，正是他和董仲舒共同的心愿。在这个时候，汉武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尊儒而抑百家。也就是说，儒家是中心，其他百家是四维。但后世所理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司马迁的记述相距十万八千里。不管怎么说，国家走向统一和强大，且能抵御外侵。

 

    司马迁和董仲舒五百年后是佛教融入中国的时期，鸠摩罗什和玄奘将大乘佛教引入中国，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再五百年后，朱子创造理学。又是五百年，王阳明合儒释道为一体创立心学。如今，五百年已经到了，恰好是中国开始将传统文化尤其是将儒学发扬光大的时候。这是历史运化的结果，也是吾辈人承担复兴中华文化大任的时候。

 

    如果按中国人的这个逻辑来看，西方文化兴盛也已五百年，也已经到了僵化的时刻。虽然西方文化在马克思等批判学派的影响下不断地在修正自己的文化，但是，其天性的内中不足导致的侵略性，使其商品文化无法克服垄断的品性。虚拟经济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新的经济，更是以残酷的方式将经济推向不可知的深渊。百年来很多经济危机都是虚拟经济引发的。文化也一样。这可以从他们的学术体制中看出一端。大量的引论和注释不正是虚拟经济的另一种表现吗？大量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不正是学术死亡的前兆吗？

 

    东西文化的互补

 

    前不久，国际知名传播学者、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国家特聘教授赵月枝女士来我所在的学院讲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她是政治经济传播学者，所以，她自然地站在马克思批判学派的立场上，历数了西方学术的种种问题，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解决目前人类问题的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那么，什么是生态社会主义呢？我听了后得出一个结论，即把中国道家的思想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到一起而得出的一个新观点。她还说，她已在她从小长大的浙江的一个村子进行这方面的调研与实践。

 

    我暂且不去评论她的出发点、观点以及实践，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在西方从事学术的中国籍学者，无论她在世界上获得了多少真知灼见，但她的本根仍然在中国文化中。她之所以与道家结合，就是因为她的村子据说是黄帝炼丹的地方，童年的生活使她心心念念还是要回到中国。中国文化给予她智慧，给予她新的信仰。

 

    她的心里始终燃着一炷中华文明的香火。

 

    那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她反对唯中国传统文化是举的观念，我说，我也反对。现在，在中国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旦你提倡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就好像是要与世界作对，就好像是要提倡专制、封建、三纲五常。我不断地强调，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是要以中国本根的文化为中心，而不再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但又要以西方文化的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来补充、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文化。人们总是问我，中国文化能给予世界什么？我说，中国文化不是发展的文化，而是关于自由、和谐、永恒的文化。当商品经济使世界一体化时，人们需要的是什么？人们一定不会再需要带有侵略性的文化，相反，人们需要的是包容、多元共存、和谐、自由、天人合一的文化，这正是中华文化的特点。

 

    认识到这一点，全球化在这个时候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共鸣和共赢，而不是西方对东方的殖民。认识到这一点，东方和西方才有可能以平等的姿态开始交流对话，而不是东方一味地跟着西方走，丧失文化自信。基于这种认识，那么，我们便可发现，先前说的西方文化那一系列问题恰恰是东方文化可以克服的。

 

    比如，儒家是科学主义、技术主义最好的中和者，将为它们安装一颗人道主义的心脏。

 

    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正是克服人本中心主义、建立生态社会的不二法宝。人本中心主义是强调人乃自然界最高主宰者，自此便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生态观。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对大自然的过分掠夺就是这种思想的极端实践。道家认为，人是万物之一种，人应当遵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宗旨，人与天地便和谐相处了。

 

    比如，佛教是打破西方知识与逻辑等理性主义障碍的金刚经。福柯所批判的近代以来考古学、人类学、心理学将人学推向知识的碎片，最终也是想从知识的桎梏中将人解放出来。

 

    而这一切的传播汇聚地，正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季羡林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敦煌、新疆地区是世界上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作为一位汉语写作者，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有理由和责任回应来自世界的种种疑问，我也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把话题引到中国，引向丝绸之路这个古代欧亚交流的广阔场域中，来重新探讨中国与世界的命运。

 

    曾经的敦煌就是今天的香港。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喧哗与骚动。那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今天，我依然认为，它还可能是世界的中心。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敢于担当。当然，我也反对那种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言论，反对那种唯中国文化是举的偏狭观念。中国文化的复兴一定是以西方文化的融入为前提，否则就是复古主义。同样，我也深信，西方文化要走出今天的种种困境，仍然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

 

    这需要时间来证明。现在，且让我们在心中为中国古老的文化燃起那炷清香。

 

    （作者为作家、学者，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非常日记》《生于1980》《荒原问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