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魏晋文学自觉”,指出其关键乃世情的变化促使思想的新变,遂引起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其优点是自尊、自我觉醒,其缺点则是消极避世。曹操提倡通脱,打破东汉经学之桎梏以及党锢清流末派的固执,嵇康、阮籍之“师心”“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显然,鲁迅认为世情思想的演变、人之觉醒,乃文学自觉的动因。正因为关切世事,文学所承载的乃是世情、思想和个人情性及其生命体验:“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探源溯本,极为精当。
事实上,思想之活跃、人之价值之重视、精神之摆脱束缚而趋于自由,乃文学自觉之前提。人有性灵,自古而然,但此前往往湮灭于社会群体的状态之中,至此则超越社会群体的束缚而日趋独立、觉醒,重视个体生命意识。时世动荡,战乱相仍,人命危浅,被时代所裹挟,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与命运,直面惨淡的人生,也将目光内视,追求精神与心灵的自由与自足,乃使士人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可贵、处于动荡时世的艰危与无奈。因觉醒、自尊而使生命过得精彩,服食求长生乃虚妄,纵情享乐为荒诞,如何超越限制而自致不朽?立德、立功,皆须依凭机遇和位势,非由自我所能掌控,唯有立言则可凭借自身的努力而获致,遂为人所青睐。因而,觉醒的个体生命意识,必然借助于文学艺术来表达。
文学自觉乃一个渐进的进程。以文字记述事件,表达思想与情性,进而描摹物象,传神写照,娱情悦性,经历了漫长的演进,日益积累了创作的经验与体会。从此,文学的表现内容扩大,文学性日趋明确、丰富。内容的扩大与丰富,不仅关注“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的自然景物之感发,而且关涉“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广泛的人生悲欢离合。动荡社会中的民生百态,开始进入了建安、曹魏时代作家的视野,尽情展示时代乱离与悲苦人生,抒写个体命运的焦灼忧虑。汉代体物浏亮的大赋,难见个人情性,至此遂发生巨大的变化,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向秀《思旧赋》以至其后的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恨赋》、庾信《哀江南赋》等,旨在表现个人悲苦以及对他人悲惨遭遇的感同身受,日趋多样和深切。即使实用文体,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刘伶《酒德颂》等,亦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就文学性而论,曹丕“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旨在强调作家才情、生命体验的独特性。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明确主张诗歌应基于个人情感,而有“绮靡”之美。刘勰兼重“风骨”与“情采”,更是基于作家生命活力、体验、才情;“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特别彰显语言之美;“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于情性、风物之描摹、表现无疑大有裨益。
当然也应该认识到,所谓自觉之“文学”,乃中国传统泛文学观念,或称之为杂文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传统的四部分类,不能归入经、史、子三部者,皆归入集部。集者,杂也,故集部内容丰富、驳杂。《文心雕龙》通论八十二种文体,分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萧统《文选》不录经、子、史之作,虽然被后世认为是以纯文学的准则选录,事实上却收录了大量的应用体文章。显然,文学自觉说,是不能仅仅以所谓纯文学的诗赋作为论析对象的。
文学自觉,指的是一种自觉之创作意识与状态,无关乎纯文学、杂文学的观念。为艺术而艺术,仅仅指作家看重艺术,借艺术(文学)表达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体验。魏晋张扬文学的个人情性表现、审美追求,打破寓训勉于文学的樊篱,也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学应该承载的社会责任。鲁迅论及《世说新语》等志人书有曰:“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彰显的仍是个体生命体验与情性、审美。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突出文章之价值,也强调文章可以使作者“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以自我的努力,达到超越权势、生命局限的不朽。而这正可以视为文学自觉的宣言。由此,文学自觉,乃是魏晋时期的特殊文学现象,开启于建安时期,兴盛于曹魏、两晋,影响于南朝。因而,魏晋文学自觉正是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高度概括,并且最终开启了唐代文学之雍容大雅和丰富多样。
有论者以为,文学自觉说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形成的观点,其实,作为一代文学与思想的宗师,鲁迅有着自己的学术追求和考量,不会俯仰随人。当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风行之时,有人说鲁迅抄袭了盐谷温氏之言,引起鲁迅极大之愤慨,今天,如果力图指证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来自于日本人铃木虎雄,也是不合适的。
(雷恩海,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