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如何发生的

编者按

    铃木虎雄提出曹丕时代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后因鲁迅的推介，这个观点影响了20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20世纪后期，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对“魏晋文学自觉说”乃至于“文学自觉说”提出了质疑。本刊于2015年11月26日登载的题为“文学的自觉是不是伪命题”的对话，以及本期刊载的几篇回应性文章，反映的就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雷恩海《“自觉”是魏晋文学的特征》认为，鲁迅的魏晋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时期文学的特定面貌的概括，对描述魏晋时期的文学仍然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吴中胜《文学自觉不能提得太早》认为，中国文学自觉的说法还是以魏晋时期自觉说为宜，不应该提前。

    贾学鸿《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梳理了魏晋文学自觉说提出和流传的过程，认为铃木虎雄和鲁迅都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提到了曹丕的创作理论符合“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并不是对中国整个文学发展进程的判断，而有人放大了这一观点，导致这个观点偏离了正常轨道。刘娟《中国文学史的本与末》认为，鲁迅“文学的自觉时代”本来是为了嘲讽新月派与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后来却被异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不能背离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根本特征。（李炳海）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作了一场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其中提到曹丕的诗赋观：“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同年8月，《民国日报》的《现代青年》版连载了鲁迅的演讲记录，后经过两次修改，多次刊印。此后半个多世纪，鲁迅的这一命题固化为“魏晋文学自觉说”，被众多学者接受、强化与传播。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龚克昌先生提出“汉赋”是文学自觉的起点，才打破这一冰封的局面。在此之后，各种说法纷纷登场，莫衷一是，似乎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自觉”之中，抑或说一直都没有完全“自觉”。

    1919年10月至1920年8月，日本《艺文》杂志分五期连载了铃木虎雄的论文《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1925年该文被收入他的《中国诗论史》（旧译为《支那诗论史》）。第二篇第一章的标题即是“魏代——中国文学的自觉期”。铃木认为，自孔子到汉末，中国文人一直用“道德论的文学观”看待文学的存在价值，到了曹丕以后，“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曹丕对诗赋语言审美性和作家个性气质的推崇，契合铃木虎雄“从文学自身看其价值”的文学观。鲁迅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评价曹丕的诗赋“华丽以外，加上壮大”。

    鲁迅对铃木虎雄说法的借鉴，除体现于二人表述话语的相似性外，还有实践和思想的依据。根据《鲁迅日记》，1925年9月15日，“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1926年2月23日，“往东亚公司买书九种”，内有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研究》。同年8月，鲁迅赴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同时编写《汉文学史纲要》，其中《屈原与宋玉》章后的“参考书”中，有日本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之研究》。铃木的两部著作，最早都由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时间分别是1925年（日本大正十四年）4月和11月，也就是说，在两书问世后的三四个月内，鲁迅即在北京购得，由此可见他对铃木著作的关注。

    汉语的“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篇，文学与德行、言语、政事并行，是孔子开办私学的四个学科，指六艺之学，即后世所谓经学。战国诸子中，文学不仅指读书人所明习的人文经典，有时也借称研习经典的人。由于经典种类在不同时代会有变化，直至清代，《四库全书》也无文学类。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具有很强的变动性，内涵是不确定的。这与鲁迅所说的“文学”，绝不是同一个概念。

    鲁迅在使用“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表述时，对“文学”一词作出限定，即“近代的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为艺术而艺术”是19世纪欧洲很有影响的唯美主义文学观念，兴起于法国，壮大于英国，但思想内涵却是对德国康德和席勒古典美学的粗浅表述，强调艺术的独立性、非功利性和纯形式自律，脱离生活，反对服务于宗教和道德。①它对道德的摒斥，也正是铃木虎雄否定中国汉代以前存在文学自觉而承认魏代开始自觉的根据。

    16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开始对中国进行文化输出。据王韬《泰西著述考》统计，从1552年到1674年的123年间，来华的著名教士有92人，用汉文译介西洋知识著作多达211种。然而，传教士们煞费苦心的汉文译作，大多数中国人不加理会。相反，日本人对西洋的学问却极为热衷。1720年，利码窦的《乾坤体义》《经天说》等汉译著作由中国传到日本，倍受欢迎。随后，日本人不满足于西洋人为中国人译的书，开始自己动手翻译西文典籍。当然，译解过程异常艰辛，由于难以找到与新事物对应的日语词汇，日本人便开始借汉字制作新语，哲学、美学、人格、主体、艺术、想象、散文、文学等词便由此产生。目前，中国人使用的来自日本的词语至少有870多个。日本人所制作的“文学”一词，是借用中国成语“文章博学”的字汇合而成的；维新以后，这个词汇在日本被用来代表西洋所谓Literature的意义。日本人借汉字制作新语时，有时用中国成语的字汇，然而新语却不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只当作包含一种新鲜意义的词语使用。此外，像“～观”“～学”“～感”“～性”“～时代”等包含“类词缀”的构词模式，也出自日本人。由此可见，新的“文学”概念，是西学东进的产物，中国本土的文学一词已经被日本人“偷梁换柱”，装入了西洋的观念。

    中国政府在1896年至1937年42年期间，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不下五万人，鲁迅便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中国留学生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据实藤惠秀编的《中译日文书目录》统计，只“文学·语学”类书就有324种，并且当时“实凡以‘教科书’为名的书籍，都可以看作‘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东西’。说起来，‘教科书’这个词汇，也是从日本输入的”。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语丝派还是创造社的成员，几乎全是留日学生。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日本书籍使用大量汉字，中日‘同文’的要素甚多，故此中国人翻译日文较容易。那些用汉字制成的新语，乍一看，有的字面上与汉语相同，其实含义与汉语迥异”。②鲁迅提出“文学自觉说”，并不是用新“文学”概念去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只是就事论事，与曹丕的“诗赋观”相对照，这符合曹魏时期文坛的具体情况；同时，也说明他对“文学”概念的“真假孙悟空”现象心知肚明。曹丕所谓“诗赋不必寓教训”，“诗赋欲丽”，正好与铃木虎雄的观点和“唯美主义文学观”相印证。西方“文学”观念传到中国，本土文学与之呼应的便是诗赋。1917年，刘师培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古文学史》课程时也提出：“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同时，“自觉”的含义也染上时代色彩，指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的自觉”。鲁迅关注“国民性”，意在唤起国人的注意，促发民众的觉醒，这也是他在日本放弃医学转向文学启蒙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将鲁迅与孔子相比，称他为“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的观点公开发表后近六十年中，中国学者在传播与接受这一命题时，不断把它延伸、放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看待，视曹魏时期为文学自觉与否的分水岭和里程碑，从而使这个命题偏离正确轨道。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有学人提出质疑，对“文学”及“自觉”的内涵进行本土化思考，因此，出现对这一命题的论争，也就很自然了。

    （贾学鸿，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

    ①周小仪：“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起源、发展和演变［J］。外国文学，2002（3）：P47－54。

    ②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P19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