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辞源》第三版出版座谈会,放眼望去,前来与会的数十位主编、分卷主编、审订人员,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先生们学识深厚,经验丰富,固然应该担当重任,但优秀中青年学者真的就如此匮乏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他们科研任务繁重,大多没有精力参加辞书修纂这种“不计工分”的学术工作。
辞书修纂是苦活儿、累活儿,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所谓“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据说,当年遴选分卷主编时,几位优秀中青年学者进入过修订组的视野,他们坦言,当分卷主编可以,但实在是分身乏术,具体的工作只能由学生代劳。可《辞源》修订需要的是能参与实际工作的“真主编”,而不是“挂名主编”“荣誉主编”,修订组只能无奈作罢。当然,也有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放弃了原本可以用来发论文、写专著的时间,投入到漫长、琐碎的《辞源》修订工作中。在称赞他们奉献精神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辞书修纂的学术成果为何无法得到合理的认可?
在当下的高校科研考核体系中,与绩效奖金、职称晋升直接挂钩的是容易量化的论文、专著,辞书修纂通常不在其列。的确,辞书修纂弹性大,不易量化。同样一个词条,有的学者爬梳了很多语料,反复考求,最终可能不会做出一丁点儿改动——原来的条目没有问题,无须修订,普通读者无法从表面上看到他的成绩;有的学者大刀阔斧,做了大量修订,似乎成绩不小,但是不是妄改,让人放心不下。其实,若论弹性,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也有优劣之分,专著的水平也有高下之别。一部辞书修纂难度有多大、修纂质量如何,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并不难判断,关键在于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是否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组织这样的评价,也在于学术评价体系是否能够从国家文化建设、文化传承的高度引导学术方向。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原馆长、《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主编张晓林日前撰文指出:“我们对科学的评价过度地依赖某种显性的、最好是量化的指标。这种对指标的依赖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我们的意识,造成‘指标驱动的评价’,甚至‘指标驱动的研究’。”现在的人文学术评价体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指标驱动下,中青年学者不得不优先选择更容易为评价体系所认可的论文、专著,辞书修纂因此也就几乎成了没有考核压力的老先生们的“专利”。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辞书修纂人才建设的问题。“回想1978年读研后,导师徐复先生带我们参加修订《辞海》语词分册补编本,当时是有荣誉感的。现在高校的评价体制,已将这种荣誉感一扫而光。”参与了《辞源》第三版修订的苏州大学退休教授王继如认为,如果再不改革现有学术评价标准,长此以往,辞书修纂人才将高度匮乏。
与辞书修纂类似,翻译、古籍整理也面临着无法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曾听一位学者说,在职的时候不得不写那些没人看的论文、专著,等退休了,一定要去注释《诗经》《楚辞》,那样自己的名字将伴随经典流传百世。这些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难道真的要等到学者熬白了头发才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