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该不该一禁了之？

    “现在有许多人面临自然生育困难的情况，客观上存在代孕的社会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可能还比较旺盛。如果简单地加以禁止，是否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王明雯委员说。

    12月23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新增的禁止代孕的条款引发了与会者热议。不少人认为，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完全禁止代孕可能构成对生育权的侵犯。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具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设施设备、伦理审查机构以及管理制度的医疗机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具体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同时，草案还规定了相应的罚则。

    “这次修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禁止代孕的规定与此无关，属于搭车行为。”王明雯委员指出，“禁止代孕的规定，主要来自于2001年原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条款是否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认真研究，不宜简单照搬。本次人大常委会会议要进行20多项议程，来不及对诸如代孕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计生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公布征求意见，无法保障公众充分参与立法。如果不经过全社会广泛讨论、达成共识就一禁了之，非常不合适。这不符合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

    吕薇委员则表示，在立法技术上，增加的禁止代孕条款“本身有矛盾”：“前面说可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后面又说禁止一切形式的代孕。而代孕是重要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之一，因此，前后是矛盾的，建议这条本次不要放进去。”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举例说，2014年她在做全国失独家庭的调研中发现，失独家庭在失去孩子以后，有些家庭需要政府帮助他们再生一个孩子。“如果不好好研究代孕问题，以后出国生育的中年夫妇会增加，因为国外有这方面的技术，建议此次修法删除这个条款。”

    周天鸿委员提醒说，事实上国家早就明确了对代孕的禁止态度，但代孕行为不但没有因此禁止，反而随着代孕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

    “这是为什么呢？代孕实际上是对不孕夫妇生育权的尊重，生育权是基本的人权之一，生育方式选择权是生育权的基本内容之一。从生育权角度来讲，不应该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代孕也有利于缓和家庭矛盾，保障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律的修改要反映时代的进步，禁止代孕就有悖于伦理、科学和生育权的进步。当然，代孕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现在就要强调禁止商业代孕，而是鼓励人道性的代孕。不要让修改后的法条更加僵硬，而且不被社会所遵守。我建议对这一条要研究考虑。”周天鸿委员强调。

    “关于代孕的问题一定要慎重。”朱发忠委员用数据说话，“据有关资料，我们国家育龄夫妇中，不生育的大概有10%~15%，要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过去是很正常的事，现在也遇到困难了。生育困难者，有代孕这个需求。政府应该在打击黑代孕的同时，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困难。”

    邓昌友委员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夫妻双方或者夫妻一方没有生育能力，就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法律对这部分人应该给予关照，笼统地说一律禁止代孕，而且通过立法形式来禁止，是对这部分人不关爱、不公平。是不是可以改成夫妻一方或者双方没有生育能力，经过医疗卫生部门的检验和有关行政部门的批准，可以代孕，给他们留出空间。”

    “很多国家是放开代孕的，为什么人家放开？人家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就不行？这个事情还需要做科学的研究、论证，区分情况，最后再写到法律里。不要一下子就堵死了，不要把这部分弱势群体用法律挡在门外。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宁可不写。”邓昌友委员明确表示。

    王明雯委员建议，应该在全面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辅助生育法，对代孕的概念、合法及违法情形、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规定，才是解决问题的恰当选择。

    （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 本报记者 王逸吟 殷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