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简述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和重大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日益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为此，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于11月21—22日在长春主办了“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的20余位考古学与历史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与会专家围绕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发展阶段、形成机制及早期国家的性质等议题发表了各自的学术见解，并进行了深入对话和交流。

    关于“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炜林研究员介绍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发现与保护情况。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解读了良渚古城的筑城理念及方式。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依据文献记载和石峁遗址的出土文物，认为石峁古城遗址当为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建的居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则从时间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考虑认为对石卯古城黄帝说应持谨慎的态度。中山大学许永杰教授主张史前考古应与古史研究加以整合，以期克服重建古史遇到的年代与材料两个瓶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洪波研究员具体考察了先秦两汉著述中的五帝故事，认为传世文献经过了汉代的再造过程，文献中的记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机械地将考古学谱系与传世文献比附有较大风险。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志及发展阶段”。王巍研究员结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展，指出不同文明起源可以有不同的认识标准，中华文明的起源以都邑、社会分层、大型建筑、礼制、区域性政体的出现等为标志。他还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概括为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二千年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研究员认为，东亚（大陆）国家文明起源可分为“玉石东亚”和“青铜中国”两大阶段，其文明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帝国时代。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认为，上古的所谓方国、邦国，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同质性产业部落或者联盟，很难称之为严格的国家形态。

    关于“早期国家的形成机制”。王巍研究员认为社会分工、权力、战争、宗教祭祀、礼制等的出现与发展，以及环境因素、文化交流都是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条件。许宏研究员认为至公元前1800年二里头文化时代，青铜技术、聚落与社会组织的复杂化，促使了最初的“中国”的诞生。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把中华文明的起源之路概括为“先转折、后排挤”，认为中华文明早熟的原因是因为黄土的特性，简陋工具造成农业文明形成尊老、崇拜家长的传统，对自然灾害的恐惧导致对家长权威的尊崇，家长权力逐渐演变为部落首领权力。樊志民教授提出不同的农业地域类型之间的交往与冲突是由血缘向地域、由邦国向王国发展的重要契机，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是国家功能产生与强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赵国华教授也从古代战争史演变的角度指出，远古时代的战争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是国家产生的推动器。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讨论了早期国家形成的交通条件，认为交通和通讯的建立是国家控制的前提。

    关于“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河南大学李振宏教授考察了中国早期文明记忆中的君主制特征，认为这种君主专制与秦以后的帝制虽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本质都是专制主义。他强调对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建立符合中国历史经验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不应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概念。苏州大学臧知非教授分析了秦汉国家与课役农之间的控制与疏离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赵凯副研究员探讨了秦汉恤民政策、制度与成效之间的差异，认为对历史的解读不能简单地从制度到制度，而应当注意各种制度、政策与现实之间的偏离。东北师范大学王彦辉教授比较了秦汉社会与周代宗法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的异同，认为在法家理论预设下建构的社会是官与民两级对立的结构，进而提出秦汉社会为“帝制官僚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彭卫研究员对本次会议作了精彩的总结，认为这是一次考古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的对话，通过交流与对话，深化了对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政体转型的认知，并且双方也达成了需要加强对话、共同利用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重建古史体系的共识。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