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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俄罗斯的文学年，我分别在莫斯科国际书展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几场中俄文学活动，有一个虽不新奇但相当深切的感受：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写作者的影响，因年代不同而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记得9月份在莫斯科的俄中作家论坛上，中国作家代表里，有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像马原、刘庆邦，有生于60年代的，如荆永鸣，有生于70年代的，像我和徐则臣，也有生于80年代的，像北京青年作家、译者陆源。在俄活动期间，可以明显感觉到，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对俄罗斯的感情是最浓烈的，带着一种童真的激情，看到白桦林，看到橡树，看到一种结着红果子的树，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相互启发，共同回忆这是哪位作家在哪本书里写到的。他们比赛似的提到一长串女主人公的名字，相互讨论，列举出各种情节，争论哪一位女主人公是最富魅力的俄罗斯文学女性形象，是拉拉、冬妮娅还是安娜？可以听出来，这些女性形象陪伴了他们青年时期的阅读，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精神上的初恋、理想中的女伴。同行的刘庆邦老师此前已去过两次俄罗斯，因为一直没能拜访托尔斯泰故居，而再次来到莫斯科。刘老师平常话不多，但在俄罗斯的最后一晚，他突然回忆起了一大串俄语，开始用俄语祝酒，自我介绍，讲俄语顺口溜，用俄语号令大家起立，变得活泼起来。原来，他在少年时代学过两年俄语，这次访问触发了他沉睡已久的语言记忆。而我们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家，在许多话题上似乎没有发言的能力和兴趣，对俄罗斯的情感也没有那么深厚。
这些片段确乎具有某种代表性，印证了不同时期俄罗斯文学对中国作家的不同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流动、变化、起伏的，与两国的意识形态变化、政治博弈与交往、国际地位、商业与经济合作、文化的输入输出等各种因素密切相关。
以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为例，我父母这一辈的青年时代，从城市建筑设计、广场雕塑、军工品，到日用品、油画、歌曲、体育运动、女性服装等各个方面，都深受苏联的影响。包括在教育领域，中小学教材里选有大量苏联作品，只要是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几乎一张口都会背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写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各种晚会上，《海燕》或《致大海》的配乐诗朗诵常常是保留节目，《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的前奏一响，人们就情不自禁开始摇摆身子。具体到写作领域，大量俄罗斯经典的引进与广泛的阅读、传播，成为一种母乳般的养分，俄罗斯文学成了中国作家们共同的母亲，并影响到起码两三代人的写作趣味与文体审美。比如，对宏大叙事、庄严主题的倾向，对历史与革命场面的偏爱，对原罪与救赎的思考等等，一般会被认为是最经典最正宗的长篇审美。毫无疑问，从中俄文学交流的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时期，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最均衡最科学的交流模式。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各方面格局的变化，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再，各国文学在中国都有了很大力度的推介，美英法德等自不用说，包括南美诸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爱尔兰以及东欧等等，各国文学一拥而入，这直接影响到我们这几代作家的阅读体验。我们的胃口被撑得满满，成了国际文学的杂食动物，我们已不大可能再将某一国的文学当作心理上的乳母或教父。我们这一代，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与布尔加科夫，可也同样热爱里尔克、加缪、马尔克斯、奈保尔……可以说，我们有了一大群文学上的兄弟姐妹，俄罗斯文学从母亲变成了其中的一个兄弟。
虽然上世纪90年代后，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比重有所下降，但这并不代表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力下降，而是进入了更自然、更合理的阶段，国家意志式的强力推动在退场，更纯粹更民间更自由的艺术力量在上升。
犹太裔的俄罗斯作家巴别尔，其在欧洲的名声要大过俄罗斯本土，因此他的作品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才译介到中国，老一辈中国作家可能并不太熟悉，但对于年轻一代作家，他具有独特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会像说出一个口令似的提到他的《红色骑兵军》。又如阿赫玛托娃与茨维塔耶娃的诗，这两年在中国的译介也很频繁，并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诗人与读者，但这种吸引力仍然不是母性的覆盖式或淹没式，而是与其他国家的作品并存于世界诗歌之林。
又如在当下的戏剧界，“契诃夫”这三个字简直是迷人的招牌，《樱桃园》《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海鸥》等剧作的重排、新编等各种版本，在各大城市轮番上演，票房飘红，吸引了一大批年轻观众。契诃夫的戏剧是一种和气、克己、不愿惊动出大场面、不产生剧烈动荡的审美。为什么它们在当下的中国戏剧里，尤其是小剧场里受到追捧？我觉得这正是对早期苏联式高大全审美的一种弥补与缝合。
此外，近年有一批与俄罗斯相关的非虚构作品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反响很大，像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曼德施塔姆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都进入了我们的年度好书榜，成为话题，人们由此展开对集权专制的反思，以及对自由意志的讨论。这种俄罗斯式的对苦难与智性的思考，其意义已远远大过文学本身，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形成了一股俄中对照下的反思与警醒的风潮。这种影响，我觉得特别像来自一个兄弟，他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比谁都更清楚，更有动于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文化的输出在这些年的微妙变化，也看到了它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的多义性与延展性。
（作者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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