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李一氓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在他主持古籍小组工作的十年(1981—1990)间,主抓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出版等工作,开创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新局面。
在海外古籍的复制回归方面,李一氓在三十多年前即认识到,把国内已失传但流散在海外的中国古籍购买或拍摄回来,是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1980年6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周策纵教授发起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性红学研究盛会,来自中、美、英、加拿大、日本等国,包括台湾地区的红学专家80多人参会。
与会人员提交的论文收入《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于1983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李一氓应该是在1984年初,看到这本论文集,或有人向其提及此本论文集,特别是提到台湾学者潘重规的论文《列宁格勒东方院藏抄(钞)本红楼梦考索》。
李一氓得知,苏联列宁格勒藏有的35册线装《红楼梦》钞本是当时发现藏于国外的唯一钞本。他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将这一版本《红楼梦》引回国内影印出版。
1984年6月1日,李一氓召集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和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等召开小型座谈会,商谈列藏本《红楼梦》回归的有关问题,会上决定派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苏联查看藏本原件,拟定中苏双方联合出版的方案。
随后,此事报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安排了赴苏联出行计划。临行前,曾任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格外注意外事纪律,专门嘱咐专家出访时注意处理好中苏关系。
1984年12月16日至24日,周汝昌(66岁)、冯其庸(60岁)、李侃(62岁)三位老先生途径莫斯科至列宁格勒,查阅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石头记》钞本,苏联汉学专家孟勃夫和李福清二位先生参加接待。
中方三位代表和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了会谈,达成了中苏联名出版的初步协议。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人回国后的12月27日,李一氓便听取了此行相关情况的汇报,并提议由我驻苏大使杨守正代表我方与对方接洽后续事宜。
1985年1月16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就合作出版问题正式签订协议,约定由苏方提交缩微胶卷,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线装本和平装本两种版本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
1985年4月1日,李一氓约见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等人,除了解中华书局1985年的出书计划外,还特别关注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的进展情况。
当时,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已引回缩微胶卷,李一氓希望中华书局能够尽快洗印出来,并做好编辑工作。4月12日,李一氓约见周汝昌,听取赴苏访列宁格勒藏抄本《石头记》情况的补充汇报,并强调了该藏本的价值和意义。
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回归出版工作落实后,李一氓欣喜之余,专门赋诗一首《题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3辑):
《石头记》清嘉道间钞本,道光中流入俄京,迄今已百五十年,不为世所知。去冬,周汝昌、冯其庸、李侃三同志亲往目验,认为颇有价值。顷其全书影本,由我驻苏大使馆托张致祥同志携回,喜而赋此。是当急谋付之影印,以饷世之治红学者。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泪墨淋漓假亦真,红楼梦觉过来人。
瓦灯残醉传双玉,鼓担新钞叫九城。
价重一时倾域外,冰封万里识家门。
老夫无意评脂砚,先告西山黄叶邨。
周汝昌随后作《七律 奉和一氓同志》(二首):
一氓老因苏联藏本石头记旧抄(钞)全帙影印有期,喜而得句,敬和二章,亦用真元二部合韵之体。
烘假谁知是托真,世间多少隔靴人。
砚深研血情何痛,目远飞鸿笔至神。
万里烟霞怜进影(1),一航冰雪动精魂。
尘埃扫荡功无量,喜和瑶章语愧村。
貂狗珠鱼总夺真,乾坤流恨吊才人。
古抄历劫多归燹,孤本漂蓬未化尘。
白璧青蝇分楮叶,春云冻浦慰柴门(2)。
相期书影功成日,携酒同寻红梦村。
注:
(1)唐太宗序玄奘法师云:“万里山川,拢烟霞而进影。”
(2)敦敏访芹诗:“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
1986年4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编定的列藏本《石头记》(全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中苏双方为影印本各写了一篇前言,介绍钞本的有关情况。当时首印10000册,戴燕担任责编。
现为中华书局总经理的徐俊曾谈及:“编辑也需要做一些琐碎机械的工作。”《石头记》缩微胶卷冲洗出来的照片摆了办公室一地,编辑按照章节内容,用了将近两周的时间一张张整理,重新排出顺序,最后影印出版(见《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6月30日,《徐俊 工作最怕眼高手低》)。
该书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现存红楼梦版本之一,又称脂亚本。此本无题签,无回目。存七十八回,缺第五、第六两回。每两回或三回装订一册,共35册。题名“石头记”,此本另有一些回(第十回的回首,第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回末)题作“红楼梦”,可见当时《红楼梦》与《石头记》即已通用。
年过八旬时,周汝昌对当年的相关事宜仍记忆犹新,2000年撰文《万里访书兼忆李一氓先生》,文中他写道:“没有他老(李一氓),我们可能至今还无法见到、研究、运用此一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