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奋力改革成功者胜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深刻阐明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供了基本遵循。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汹涌大潮，我军新一轮改革冲锋号已经吹响。

惟有军队改革成功才能打破安全困境

    古今中外没有一国的崛起，是经济强盛而军事衰弱的，相反军事羸弱而使经济起飞戛然而止则屡见不鲜。

    工业革命以来，产业革命不下三次，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带来新一轮席卷全球的军事变革，而先完成军事变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打破和平，先发制人地摧毁那些尚未完成转型的军队，以获得霸主地位，从而打开经济掠夺和文化殖民的通道。近代以来中国屡次经济崛起都因军事变革滞后被葬送。19世纪甲午一役，葬送了30多年洋务运动富国强兵成果，当2亿两白银收入日本国库时，随之熄灭的是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之炬；20世纪国民政府腐败无能，八年抗战的惨胜是以被日本军国主义破坏中华民族工业化进程为代价的。

    历史总是以相似的方式重演。今天，霸权主义者认识到越来越难以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崛起，便企图以军事围堵来遏制。这无非证明一百年前列宁的断言：“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全球化时代仍是如此。

    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当霸权国家基本完成信息化军队转型，而新兴大国还处在将跨未跨信息化门槛时，军事力量的失衡达到顶点。俄罗斯军队最先尝受这一苦涩之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全力拼经济，自以为拥有强大核武库就可高枕无忧，没想到正规的俄联邦军队却在区区车臣平叛上耗了6年之久。俄军更没想到跟随美军发展信息化，对已大量装备信息系统的军力充满自信，却在与格鲁吉亚军队较量中损兵折将、误炸误伤、指挥不畅，甚至关键时刻没有一个师能应急投入战场。俄格战争之后俄罗斯不是更安全了，反被北约看破只有信息化之表而无信息化之实的破绽，大举东扩，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抵近部署，由此迫使俄罗斯痛定思痛，毅然决然地发起激进的“新面貌”军事改革，终以5年时间打造出一支“新面貌”军队，得以成功处置乌克兰危机，扬威叙利亚战场，让美欧惊诧的同时稳定了战略危局。

    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芝加哥大学米尔斯海默教授提出一个衡量新兴大国崛起的标准：必须达到同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军事实力；不但要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而且还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换句话说，当新兴大国具备上述实力时，霸权主义的军事优势就从质的优势上降下来，心服口服地坐上谈判桌。

    面对咄咄逼人的战争威胁和不断增长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改革就会挨打，改革错了更会挨打，惟有军改成功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惟有成功变革军队组织形态才能跨入强军之门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大潮正在从军事技术革命深入到军队组织形态变革上来，全球军事竞争随之跨入以改革转型为主要内容的深化阶段。谁先完成从技术革命到组织形态的重塑，谁就先建成信息化军队，谁就在军事竞争的狂飙中胜出。

    改革是我军无法回避的一场大考，这场大考的及格线就在于是否成功实现军队组织形态的变革。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历来认为，战斗力由人、武器、人与武器结合三要素构成。新军事革命由技术革命导致新武器出现，新武器日益增多导致人与武器结合方式转变，促发军队组织形态深刻变革。

    军队组织形态变革是新军事革命从量变转入质变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呈现为技术推动为主，局部带动整体，各军种各领域分散的信息化建设如涓涓细流，在机械化的军事体系中、机械化军队的编制体制下层出不穷，为此美军不停地做功能叠加，把新型力量加到机械化军队编制体制中去，从加C2到加C3，然后到C3I、C4I、C4ISR，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成熟一项推广一项”。但碎片式的发展只能是战斗力数量级的增长，无数细流却不能成汪洋大海，惟有军队组织形态变革才能把新军事革命的涓涓细流汇成一股洪流，不再是局部带动整体，而是整体拉升局部；不再是零散的、彼此孤立的能力增长，而是全面系统配套的联动集成，从而实现战斗力质的飞跃。

    相对于战争技术层面的武器装备差、士兵技能差而言，处于战争组织层面的编制体制和组织结构的“体系差”更具有决定性。尤其是今天，当精确打击武器和技术不再为美军所独有时，世界军事竞争的重心已经从技术竞争转向更深层的组织变革竞争上来。

    军队组织形态变革从来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新型战斗力发展与旧体制机制矛盾困境中的艰难突破。这首先需要在顶层设计上突破，即设计与信息化战斗力相适应的军队指挥体制、领导管理体制、力量结构编成和政策制度等上层建筑，顶层设计构想容易但实践难。美军从提出联合指挥体制到颁布推行耗费了近30年；俄军队于2010年才终于打破从苏联军队继承下来的指挥与管理高度合一的陆军军区体制。事实说明，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是“能打仗、打胜仗”最突出的短板、弱项，必须抓住体制结构创新这个要害大刀阔斧改革。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在借鉴和学习中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普遍规律。1986年美军率先在构建联合指挥体制上突破，2001年又发起军事转型；2008年俄军推出“新面貌”改革；2010年日本自卫队也转向构筑动态防卫力，实行《新防卫计划大纲》，都是同一主题——从机械化军队体制向信息化军队体制转变，在师改旅、裁减军队员额，组建联合指挥机构的改革浪潮下，可以发现军队改革的基本规律就是变笨重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为灵敏的、纵横结合的扁平网状结构，进而把军队分军种建设、分军种运用的原则转变为分军种建设、一体化运用的新原则。

    只有把握军队体制结构创新的本质和要领，才能有的放矢地变革军事组织。与此同时，只有坚持中国特色，把普遍原理与我军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我军改革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任何一支军队的成功变革都是既遵循变革的普遍规律，又同时体现自身的特殊需求。美军从构建网络中心战技术体制到建立空海一体战作战体制，始终是以构筑21世纪海上霸权的战略目标为牵引；俄罗斯借鉴美战区联合指挥体制的优长，一手抓精简，一手抓合成，把传统陆军主导的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改造为多军种联合作战的地区战略司令部体制，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由“大战动员型”军队向“机动常备型”军队转变的地缘战略大格局。今天，我军把特殊的制度优势、和平发展的价值追求、谋略大国的军事传统，注入力量重组和体系重塑的改革工程，必将事半功倍；反之，如照搬照抄，则无疑是削足适履。

惟有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才能实现强军梦

    我军新一轮改革大幕已经拉开。随着联合指挥体制、战区体制、军种建设管理体制的确立，中国军事变革正以崭新姿态迈出关键一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以领导指挥系统为核心的全面改革，是“脖子以上的改革”，改革决心之大前所未有，改革动作之大前所未有，改革效益之大前所未有，改革风险之大也前所未有。

    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我军最大的优势在制度。这次改革从总部、军种、军区这些军队的高层领率机关开始，从军队“大脑”和“中枢”起步。我们凭什么勇涉险滩，凭什么充满自信，凭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优势，核心在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不看到这一条，改革就会犯单纯军事观点的毛病；不坚持这一点，就会在攻坚克难面前凝聚不起动力和创新力，最终让改革变成沙砾上建楼房，经不起战场上的较量，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就是要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冲破各种思想障碍以凝聚共识，不计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而听令而行。惟如此，军队改革才能突破千难万险，到达胜利的彼岸。

    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古今中外军事改革的阻碍也突出在利益这道门槛上。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与人的主观自觉性相比，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应注重通过完善制度法制，破除改革旧体制的拦路虎。以法治化保证全军资源的统筹力，实现集中力量办改革；以法治化撤并压缩落后作战力量空间，为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以法治化保障新型领导指挥系统的平稳运行，强力破除来自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干扰。

    什么人才能成功执行改革，什么人才能成功驾驭风险，这是决定改革命运的大事。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海湾战争以来，美军不断涌现悍将干才，从博伊德到欧文斯，从鲍威尔到拉莫斯菲尔德，理论家、实战家层出不穷，不是在战场上靠战绩打拼出来，便是在理论上优胜劣汰而来。为此，不刷新人才选拔规则，改革就可能停留在“旧脑壳”垄断新位置的“新瓶装旧酒”陷阱之中。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在战争中成熟得快。这是因为我军总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主动变革闯出胜利之路。回顾历史，我军改革往往不是水到渠成般的从容不迫，而是在外有威胁、内有压力下的绝地爆发。“三湾改编”是在城市暴动的屡屡失败中从不足千人的队伍起步的，精兵简政是在日寇“三光”政策、铁壁合围的重重围困中展开的。今天我军的改革，是在霸权国家炫耀海洋霸权、武力挑衅下发生的，是在日本右翼势力撼动和平宪法进而图谋颠覆战后国际秩序的蠢蠢欲动中起航的，它肩负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容不得拖延，容不得马虎，更容不得退缩。同时要看到，这次军队改革是以国家经济腾飞为基础的，是站在科技创新坚实肩膀上的跃进，机遇难得，机不可失，我们必须坚定信心，趁势而上，勇闯难关，坚决打赢改革这场攻坚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