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人类命运 中国经验

    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国际场合提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已经进入“地球村”时代，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的分歧，地球人面对经济全球化及生态危机、核武器威胁、极端主义，真正成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共同体。但目前尚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和普世道德规范，很多国家政治集团仍被“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他者是敌手”的冷战思维所捆绑，热衷于对抗和挑动战争，所以世界很不太平。当此之时，中国需要并能够依靠自身成功的历史经验和东方智慧，向人类不断发出友善和解的声音，并用实际行动推动地区与世界的合作事业，逐步改善国际关系。

一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民族与宗教多元并存的国家，五千年文明绵延博深未曾中断，虽然也经历过战乱、分裂、衰微、被侵，但统一、和谐、和平发展是主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当代又正在衰而复兴、和平崛起，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共同体中是仅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血脉流长、纽带坚固的中国经验要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源自农耕文明的早期黄帝尧舜之道确立了民本、重德、贵和、创新的中华发展方向，成为中国文化之根。作为远祖信仰主流的五帝崇拜，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超越了血统和邦国的局限，使中华民族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有共同的心理归属，夏商周三代又将其扩展充实。《尧典》说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共同体以明德为首，包纳各族，协调众邦，讲求和睦。三代为不同民族所建，但沿革有统，至周代制礼作乐，使中华民族成为礼义文化的共同体，较早摆脱野蛮，进入文明行列。尔后敬天法祖成为中国人基础性信仰：敬天而不迷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法祖而重教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于是家为本位，家国同构，家庭伦理扩而为社会伦理，形成以天下为一家的深厚意识，于是中国人既四海为家，又寻根问祖，不忘家国。

    第二，孔子孟子集三代之大成，阐发仁者爱人、义者利人的做人治国之道，形成以仁为首的“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忠孝为核心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家园的底色。由于孔孟儒学起主导作用，中华民族具有发达的道德理性，强调道德教化，政治上为政以德、民生为本、礼主法辅、用贤纳谏，经济上见利思义、恵农扶商、开源节用，伦理上亲慈子孝、诚信为本、礼义廉耻，外交上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仁者无敌，民俗上因俗而治、神道设教、华夷一家，国格人格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人生上修己安人、仁智勇兼修、以天下为己任。儒家思想的熏陶，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重德性重社会的遗传基因，从而保证了这个大共同体的延续和发展，不因暂时政治分裂而崩析。

    第三，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强调“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能使中华共同体不断扩展，容纳各个单元民族及其文化，兼顾不同地域的民俗和文化，接受外来宗教与文化，使共同体不因民族与信仰不同而导致分裂，恰恰使共同体由于包容多样、多姿多彩而富有向心力，得到各民族的一致认同和维护。在民族关系上形成多元一体格局，历史上不同民族执政，皆认同中华文化，不影响大共同体的延续。在思想信仰上以儒为主，佛、道为辅，形成三角间架的内核，同时诸子并存，伊斯兰教、基督教、萨满教和各种民族民间信仰在爱国守法前提下皆有正常生存空间。佛教是请进来的，然后成功使之中国化，说明中华文化既有自信力，又有主动向外学习并加以会通的精神，因而其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空间巨大，能吸引各种不同信仰的人们参与它的文化开新，如《易传》所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近代以来，中国人意识到落后要挨打，主动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引进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又引进社会主义，推动和完成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由于注重历史传承，中华共同体百折而未曾断裂；由于注重兼收创新，中华共同体总能衰而重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者运用“一国两制”的智慧，使港澳回归中华，也必将以中华文化为纽带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第四，中华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坚守正义节操和坚韧不拔的浩然正气，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民族主权和尊严，成为中流砥柱。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甲午战争、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卢沟桥事变，妄图吞并中国。中华共同体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中华民族在危难中觉醒，奋起抗战，国共合作，发动民众，英勇坚强，又争取国际支援，付出巨大牺牲，终于打败日本法西斯，也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并重新得到世界的尊重，抗日的英烈永垂青史，他们的精神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动力。

    第五，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最高成就，由形音义三要素构成，自周秦“书同文”以来有局部的调整而无根本的变异，是中华文化重要载体和生存形态，使五经以来的各种文化典籍传承不绝，今人依靠历代注释即可读懂以往古书，这就使得汉字成为中华共同体绵延不绝的最牢固的纽带之一，成为中国沟通各种方言族语最通用的文字。当代中国，汉字以其变通性而能顺利实现从文言到白话的跨越，如今又突破了现代化信息技术处理的关隘，成为全球化时代人们从业、交往的重要信息工具，它不仅是联结中华共同体的文化公路，而且是受到世界各处欢迎的兼表意与审美双重功能的文化符号，被誉为“神奇的汉字”。

二

    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成就都可以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系列重要智慧。

    第一，“天人一体”的宇宙情怀。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地球人应有宇宙责任，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大生命体，痛痒相关，休戚与共。中华哲人提出“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生态观，指出人应有生态情感与生态责任，树立敬畏自然的信仰，保护好人类共有的生活家园，既反对“征服自然”，也反对只顾本国、输出污染的“生态帝国主义”，而要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资源保护、环境整治一系列挑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的长远发展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一国可置身事外，自然界留给人类调整发展模式的时间不多了。为此必须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解争斗，携手合作，一起致力于全球生态建设，时不我待，任务急迫。

    第二，“天下一家”的人类情怀。儒家的天下观是整体性、关联性的，超出种族、国家的局限，而把关怀投向全人类。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主张把家庭亲人之爱推向社会，推向所有的人，视天下犹如一个大家庭，所以儒家天下观本质上是世界主义的。《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天下”泛指人类，“平天下”是说要天下太平。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众都是我的兄弟，动植物都是我的伙伴。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建立了统一的大型国家，由于接受五经的“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和孔孟关于“修文德，来远人”“以德行仁，不以力称霸”的思想影响，对外强调睦邻友好、礼尚往来，不热心侵略扩张，这才有和平的经贸文化的丝绸之路，才有郑和七下西洋而不殖民，才有儒、佛、道三教在东亚的和平传播。近代中国是受欺凌的，独立以后却不把自身遭受的苦难加到别国头上，反而真诚而尽力地去幇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从而得到友情的回报。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人站立起来并走向富强，同时秉承中华平等贵和的外交传统，中国反霸也不称霸，提倡和平共处，在平等基础上发展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友好来往，反对战争，化解冲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正在推动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着“天下一家”的理想追求。有这种全球一家情怀的人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就会加快。

    第三，“中和之道”的协调智慧。世界各国各族人民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人类是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会，加上局部利益有矛盾，少数势力集团从中利用，于是出现各种纷争，甚至发生对抗。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战争，造成灾难。人类迫切需要中和理性和协调智慧，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以文明方式恰当及时化解矛盾、协调关系，而这正是儒家哲学的优势所在。儒家讲“中和”，就是“和而不同”，要点是：其一，承认各族各国之间是平等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其二，承认文明是多样的，各有自己的价值，“道并行而不相悖”；其三，彼此要尊重和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四，破除极端化思维，兼顾各方意愿，善于妥协平衡，提倡温和主义，“执其两端而用其中”，相信“仇必和而解”。为此，必须克服强势集团唯我独尊、经济制裁、以武力相威胁和暴力介入的行径，吸取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近年局部战争无胜者的教训，学会尊重他族他国的核心利益与特色文化，远离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积累协调国际关系的经验，这对整个人类都是一次重新学习和考验。中和理性和协调智慧都建立在道德理性的基础上，吸收实用理性而发挥作用，其核心在于树立“尊重他者”的理念。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应把发展的智慧与协调的智慧结合起来，才能使共同体早日自觉实现。

    中国有“大同”理想，以“天下为公”为原则，向往富裕、公平、诚信、友爱、太平的世界，这是一个多元又和谐的世界，如费孝通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它体现了各民族的自尊又互尊，互幇互学而共生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经济利益共同体为基础，进而成为求同存异、互信互爱的文化共同体，它才能得到巩固。中国正在通过自身在世界上不结盟、不惹事也不怕事、劝和促谈、联合反恐、建立各种合作伙伴关系的行动来实践中和之道，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共享发展的红利，发挥中国智慧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