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教材

    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世界史资料建设与教材编写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该会议的举行，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教师团队历时五年集体攻关完成的《西方历史文献选读》丛书的推出。丛书共分五卷，“古代卷”和“现代卷”已经出版，“中世纪卷”“近代卷”“当代卷”也将先后展示给读者。这套丛书选取西方重要的历史文献，力图多层次、全方位地显现西方各个历史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基本状况与特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该丛书的出版，以及由此而涉及的世界史教材编写、史料运用、史料建设、人才培养等话题召开热烈讨论。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界史教材

    大学教材是满足学生课程需求、获得基础知识的书籍，知识性是其根本定位。就现有的历史教材来说，许多通史性教材基本上是千人一面、互相抄袭，问题十分严重。对此，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认为，大学教材应该分不同的层次，应该是多样化的。除了编写学术界已有的、稳定的共识，还应有创新的一面，编一些具有研究性或探索性的教材或教辅资料。此种教材的编写与现阶段人才培养定位即使学生真正具有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紧密关联。

    以美国世界史教材为例，美国高校的世界史教材包括帕尔默的近现代世界史，杰里·本特利的全球史，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这些书不论从史观还是编写体系都有很大的差异。帕尔默以现代化思想指导写作，本特利坚持的是全球史观，《世界：一部历史》以生态为基本线索等，这些或许会给予我们一些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则提出，世界史教材编撰应当具有全球的视野，抛弃西方中心论，用全球的眼光考察世界的进程；破除英雄史观，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摒弃线性思维和片面的思维方法，全面认识人类文化遗产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考察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因此，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应该拥有平等的史学话语权。

    史料使用的程度问题

    历史研究中的史料运用是基本功。对于世界史研究来说，常常会有这样一种说法，即一手史料、二手史料等。我们提倡学术研究使用第一手的史料，但是在史料运用的程度上往往会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著作中不引用英文就认为文章档次不够；宁愿用一个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英文材料，也不愿意用老先生们苦心翻译成的中文材料。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如此。

    北京师范大学侯树栋教授说道，曾有研究生拿着戚国淦先生翻译的艾因哈德撰写的《查理大帝传》，问其是否为原始史料。在许多学生看来，老师所提倡的一手资料就是外文资料。其实，不论是中译本，还是英译本，这只是文本的形态，内容始终是原始史料。当然，对汉译本的不信任，也是因为当今图书市场上的滥译本实在太多，许多语句都是逐字逐句地机械翻译。这种译本的大量传播，导致师生对汉译本存在普遍不信任的问题。

    运用二手资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模式，但经常被诟病。对此，天津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认为，要敢于科学地运用专业性强、论证充分的第二手资料，此外还要重视博物馆、历史遗址等实物史料、实景材料。

    完善史料建设

    文献资料建设与世界史学科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前，我国老一辈史学家在选编历史文献参考资料上下了不少功夫，如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齐世荣主编的《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等，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各主要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资料，对于史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反观当代，类似的历史文献选辑十分有限。北京大学黄春高教授认为，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了国内史料建设不足的问题，学界对史料的建设缺乏自觉，缺乏主动帮助学生建立史料平台的意识。因此，他呼吁应充分考虑学生的阅读需求，建议学界同仁围绕某些主题或者国别来编选史料集。

    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也指出，我们在教学中应重视原始材料和研究论著的配合，紧跟教材展开针对性的史料编写工作，用以教材的支撑。以罗马帝国衰亡这一问题为例，可以罗马帝国后期的作家们留下来的著作作为原始材料，结合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琼斯的《晚期罗马帝国》等具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著作来学习。这样，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史料阅读能力，更重要的是史料分析和运用能力的提高。（本报记者 周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