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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1日 星期五

    新闻随笔

    不反思历史就没有未来

    作者:崔文龙 《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1日 02版)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据媒体报道,今年的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举行国家公祭仪式活动。当日十点零一分,南京将全城默哀一分钟。

     

        设立国家公祭日,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同时也是对战争的一种深刻反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后的今天,当年曾同为战争发动国的德国和日本对于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历史均发表了谈话,但态度却截然不同,值得我们深思。

     

        今年5月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她呼吁德国社会勿忘纳粹政权的罪行,指出通过举办类似“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的纪念活动,公众有更多机会可以直面历史,年青一代也可以从中汲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5月6日,德国总统高克发表讲话强调:“我们不仅要努力运用头脑、激活想象、拓展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敞开内心和灵魂,去接受那些本不愿接受的事实。”

     

        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对待侵略历史的态度和举动却时刻刺激着周边国家的神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安倍发表了战后70周年谈话。在谈话中,他没有直接提到“殖民统治”“侵略”,回避了直接使用“反省”和“道歉”等字眼,而是强调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与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的“村山谈话”相比,安倍的讲话无法使人感受到日本承担战争责任的诚意和维护战后和平的意向。

     

        对于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破坏周边和世界和平的举动,曾经同为战争发动国的德国给予了关注。今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日期间发表演说,强调正视历史是战后德国与邻国实现和解的关键,德国坦率面对历史,由此得到了邻国谅解,并得以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

     

        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着一国未来的走向。战后70年,德日反思战争的态度如此不同是有原因的。

     

        从纽伦堡审判开始,德国社会就没有停止对纳粹罪行的追究。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首次对“言论自由”作出严格界定。根据这项判决,犹太公民有权基于德国公民权的规定,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联邦法院还认定,否认第三帝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对每个受害者的侮辱。1994年,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宣传纳粹思想,严格禁止使用纳粹标志的行为,即使是否认德国在战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与行为也将受到严惩。

     

        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追究则远远不够。天皇制度的继续存在导致了历史清算的困难。冷战开始后的1951年,日本取消“公职追放令”,让20多万人恢复了公职。一批恢复公职的旧军官、警察、司法人士等也进入自卫队、警察局或司法机关重操旧业。1952年之后,在旧金山和约生效的同时,日本完全停止了追捕罪犯并且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追捕。

     

        在公共生活领域,两国对战争的反思也不同。1986年6月,德国右翼学者诺尔特(Ernst Nolte)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不愿过去的过去》一文,称纳粹时期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不是个案,要求“更新”德国的民族意识。对此,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进行了有力反击,他提出,民主政治是新德国得以建立的基础,德国历史给德国人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对德国专制主义的充分认识和对奥斯维辛的反省和悔过。

     

        在日本,情况与在德国大为不同。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曾致力于肃清法西斯军国主义对教育界的影响。但日本教育界并未能像世人所希望的那样传播正确的历史教育观念。1950年10月,吉田内阁的文部大臣天野贞裕在一次讲话中要求各教育机关在开学、毕业等仪式时必须扬日之丸国旗、合唱君之代国歌,并指令恢复战争时期的修身课。从1956年开始,日本文部省设置了专职的“教科书调查官”,许多右翼分子进入调查官行列。在他们的审核下,日本侵略周边国家的历史被篡改,如实记载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不能够出版。

     

        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而又重要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德、法两国签订《爱丽舍条约》,昔日宿敌终成盟友。德国的真诚忏悔和实际行动赢得了邻国的原谅和认可。与德国相比,日本的亚洲一体化认识则要浅显得多。冷战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对抗苏联等国的桥头堡。随着经济的发展,战败国的压抑感被优越感所取代,“大和民族优秀论”“脱亚论”甚嚣尘上。这一切使得日本不愿意,也不屑于反省历史,并未认真看待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融入亚洲社会。

     

        冷战结束后,中、韩等国要求日本反思战争历史的呼声越来越高,能不能认真反思战争罪责,也成为日本能否重新被亚洲大家庭接纳的重要前提。但是,日本民族主义者不但不认真反思战争罪责,反而不断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塑造光明的未来”。这些认识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种族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成为阻碍日本反思战争罪责的绊脚石。如今,安倍不断强调日本战后出生的人不能再背负继续谢罪的宿命,但试问,如果日本不能像哈贝马斯那样去认真反思当年的侵略历史,日本的“光明未来”是不是会重蹈当年军国主义的覆辙呢?

     

        (作者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员、外交学院外交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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