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剧化的《红高粱》

    莫言的名著《红高粱》自同名电影走红以后，有几种舞台剧改编本和电视剧相继推出，最近引人注目的是山西省晋剧院演出的晋剧《红高粱》。此剧由几方高手组成一个非常强整的剧组：戏中三角鼎立的两男一女：演罗汉的孙昌、演九儿的师学丽、演余占鳌的金小毅，都是晋剧界的名角。导演则是全国名家石玉昆，编剧为来自上海的高手龚孝雄。几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高水平的发挥，使这个晋剧不仅简洁凝练、结构缜密、演出精彩、人物鲜明，而且整体构思匠心独运。它的主题意在彰显抗战精神、民族气节、人间大义，但思想和意念是通过百姓生活的自然形态和人物性格的成长得以展示的。

    晋剧《红高粱》一开始就以纯朴浓厚的乡情，展现1939年深秋，发生在黄河岸边爱恨交织的一桩婚事。轿子抬着九儿，穿过高粱地，嫁到十六里铺烧锅酒坊去。这桩婚事的男方是个患有麻风病的垂死老头，九儿的父亲仅以两头驴的代价，把亲闺女给卖了。九儿自小有两个亲密的男伴，一个叫余占鳌，一个叫罗汉。前者孔武强势，后者敦厚忠心。九儿一心想嫁给余占鳌，而把罗汉视为兄长。九儿一路上自怨自艾，对轿夫的“颠轿”作乐，只是勉强应付，直到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转折。编导对这个突发性的转折只用了一个日本军曹，他猛地从高粱地中闪出，勒令停轿，并用军刀挑开轿帘，以赞赏九儿的小脚进行调戏，命令九儿走进高粱地里。九儿在军刀的威逼下，一边移动脚步，一边悄悄摸出早就准备好的剪刀，她要拼死一搏。此时，编导给予九儿一个细小而不会被观众忽略的动作：她鄙夷地瞥了跪伏于地的两个汉子：余占鳌和罗汉。余占鳌的本性和良知被触发，他一跃而起，扑向日寇，并用九儿的剪刀，将之刺死。他移走鬼子的尸体，缴了手枪，甩下一句话：以后当土匪，用得着它。编导此时对这两个山东汉子的刻画，没有先验性地用“英雄人物”来标榜和塑造他们，而是从生活出发，从严肃的真实性出发，因而更加真实而又广泛性地揭示中国人民抗拒外侮、敢于斗争的不屈性格。 

    这第一场戏，内容丰富，很出色地完成了“凤头”应该完成的任务。第二场是九儿的婚礼。余占鳌原打算咆哮花堂，但被人下了蒙汗药，醉倒在洞房门口。新房里，九儿不准麻风老头近身。老头把酒坊钥匙给了她，九儿从此将成为新老板。第三场是九儿与余占鳌戏的必需场面。婚后三天要回门，九儿一行，骑驴行进在高粱地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粗犷的歌声伴随着她。戴面具的余占鳌跳将出来，扛起她钻进高粱地里。这，与其说“劫婚”，不如视为“约会”。他们两情相悦，各遂心愿，成就了好事。余占鳌回村，有意张扬此事，活活气死了麻风老头子。他闯下了新的大祸，只好落草为匪。

    于占鳌走了以后的两年半，罗汉忠心勤恳地操劳，他一直心仪九儿，但是九儿把心只留给余占鳌。正在此时，余占熬又醉醺醺地现身了，并重演故技，一把扛起九儿，径自进入闺房。罗汉心灵受到重大刺激，他决心做一回敢爱敢恨的七尺儿男。他带着酒劲，去牵了鬼子的两头驴，并铲了马的蹄子。他借此表现英雄气概，却招来了日冦的报复。

    这三者之间的情感历程、心态变化，本属于平常百姓寻常事，但当日本侵略者包围村子，要聚众逞凶时，他们立即齐心协力，一致对外。但一切都枉然，罗汉“为义而死，无怨无悔”，一直对他关着心扉的九儿，此时对他抛出全身心。她撒开小脚跑圆场，厉声高呼“放了他，人是我杀的！”她身单力薄，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只能用剪刀去刺日本军旗，但精神上、气概上完全盖过貌似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罗汉和九儿都被杀害了，他们以肉血之躯，高举中华民族的无畏大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也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道德和秉性范畴内自然迸发的。实际上，这就是中华民族优秀秉性的彰显，而把日本侵略者钉在可耻与失败的道德柱上。从生活出发，严格遵循真实的创作原则，这是晋剧《红高粱》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