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与期许

    宋庆九，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博士，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思潮的回应和超越》。

    博士导师：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傅永聚

    通讯评委：山东大学教授 曾振宇 苏州大学教授 韩焕忠

    牟宗三、杜维明作为第二、三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由于时代语境有异，学问路径有别，两人对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使命又分别有不同的定位和期许：五四反传统的阴影以及西学（主要是科学和民主精神）强势挑战的时代语境下，“内圣开新”“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使命的定位；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广阔视野下，以儒学传统为参照，反思启蒙，超越启蒙，肯认儒家这一涵盖性的人文传统，出现融合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之优长的儒家新人文主义则是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的期许。

“三统并建”——牟宗三开出的儒学现代转化之路

    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是禀受着五四遗产、深契着时代精神来阐扬儒学的。牟宗三虽然后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过明确的批评，但更多的还是肯定，特别是他对五四所标举的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终生念兹在兹。其费尽心力，深思敏求来诠释、定位儒学传统的发展路向，也正是要论证民主和科学的必需。与全盘西化论者不同，牟宗三所主张的是“内圣开新”之道。

    所谓“内圣开新”，就是继续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以传统的内圣之学为本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开出新外王是要顺乎时代潮流，以论证儒学可以融纳民主与科学；以内圣为本，重新完成儒家内圣外王之教是要接续传统，护持儒学根脉。一方面，“开新”是儒学现代化的首要要求，另一方面，这种“开出”工作又必须“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那么，内圣如何才能开出新外王呢？牟宗三认为，“良知的自我坎陷”是一个必需的途径。“讲内圣必通着外王，外王是内圣通出去”，然这个“通出去”并不能由传统内圣“直通”，因为“从内圣之运用表现中直接推不出科学来，亦直接推不出民主政治来”。为此，牟宗三提出：从内圣到外王如果“直通”不行，可以改为“曲通”的方式，此“曲通”就是“良知的自我坎陷”，即通过“坎陷”，“良知”从无所不包的状态中“让开一步”，使民主和科学从中分化出来。

    如果说，牟宗三“内圣开新”“良知坎陷”论为儒学现代转化做了学理说明和哲理论证的话，其“三统并建说”的提出则为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路径和方向。儒学如何实现第三期儒学的使命呢？通过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深刻反思，牟宗三开出了“三统并建”的具体方案：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学统之开出，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提出的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理论。必须特别说明的是，所谓“三统并建”并非是齐头并进的，而是以儒家之“道统”作为“价值方向”的。“道统”是主导，是灵魂，是政统和学统的价值源泉；政统和学统是道统的客观和充分实现。失去了道统，政统和学统将会日趋堕落；相反，失去政统和学统，道统亦会日益退缩。显然，这与本内圣外王合一之教，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从“内圣开新”“良知坎陷”的学理说明，到“三统并建”的具体方案，不难看出牟宗三以儒学传统精神涵摄民主、科学，推动儒学现代转化和自我更新，实现第三期发展前景的努力和期许。

“文明对话”“启蒙反思”与杜维明的儒家新人文主义诉求

    与牟宗三“三统并建”的构想一样，杜维明以“文明对话”等论域定位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儒学传统对西学挑战的回应。受“五四”思维的影响，牟宗三主要以民主和科学作为西学主流；而身处在全球化走向深入、文明多元日益明显的新轴心时代，杜维明对西学有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把握。在杜维明看来，所谓中（儒）西对话不能仅仅停留在民主、科学的层面，亦不能只是中学（儒学）对西学的被动回应和接受，因为民主、科学等启蒙价值并非西方文化精华的全部，而即便是西方启蒙思想本身也需要重新反思。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杜维明展开了“文明对话”“启蒙反思”“儒家新人文主义”等论域，作为实现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杜维明承认，文明对话应该是双向沟通、互补共荣的。一方面，儒学传统与西方文明对话应该在超越层次、社会政治经济层次、深度心理学三个层次上展开，除了民主、科学外，还包括与基督教传统、弗洛伊德主义等几个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要发扬儒学传统的优长，以之为参照对西方文化（主要是启蒙以来的现代文化）的负面进行反思和纠偏，这也就是杜维明“启蒙反思”的主张。杜维明指出，启蒙心态有几个特别的价值动向：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类为中心面对世界，反对神权，要求人类征服自然；其二，突出工具理性，不注重目的理性，其理性和工具性连在一起，所有的事情有没有价值，就看它有没有用，而有没有用，往往是和富、强联系在一起的；其三，强烈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这种心态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种很重要的潮流，当这股潮流涌入中国后，这种启蒙心态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

    通过这番“诊断”，杜维明为我们深刻揭露了启蒙心态所代表的狭隘人文精神的实质。其所谓“启蒙反思”就是要突破这种工具理性的、物质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文精神，而走向一种更宽广的人文精神。在杜维明看来，宽广的人文精神至少有四个侧面必须注意：“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一个是自然，一个是天道。怎样让个人和群体，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社会各个群体之间，如何能取得一个健康互动；如何使得人类和自然有新的和谐；如何使得人心和天道能够相辅相成。”正是由于对这种宽广人文精神的思考与追寻，促使杜维明返归儒学传统，着力诠释儒学作为一涵盖性人文传统的特质。

    以儒学这一涵盖式的人文传统为参照，杜维明发现，启蒙事业可以通过来自于儒家传统的文化资源得到扩展和丰富，而通过参与“启蒙反思”儒学传统又可以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提升。杜维明这种以儒学资源来反思启蒙，又通过超越启蒙来深化、创新儒学的路径尝试，归根到底就是期望一种新人文主义的出现。何谓“新人文主义”呢？就是一种超越启蒙心态，融合世界各大文明传统之精神价值而确立的一种全球性的共同意识。也就是说，杜维明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并非是要丢弃“启蒙”，而是要寻找一种与启蒙心态截然不同的伦理或脱离并独立于启蒙心态，建立一个彻底不同的新伦理或新的价值系统。这种新伦理或新价值系统的建立需要整合世界各大文明传统的精神资源（包括启蒙传统），儒家传统也应该积极参与其中。杜维明指出，儒家传统能不能有第三期发展，和这种新人文主义能不能充分体现有密切关系，假如没有这个新人文主义的出现，儒家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是有限的。行笔至此，不难发现，积极参与文明对话，融合各大文明传统之优长，开出儒家新人文主义是杜维明对儒学第三期发展使命的基本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