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补造化功

    周思聪是我国著名的中国画画家，以画水墨人物为主。她的人生，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艺术人生”：17岁即进入中央美院附中习画，随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画院，从事专职创作。1969年，与中国画家卢沉结为伉俪，二人在艺术和生活中互相扶持，为新中国中国画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作出很大贡献。周思聪的绘画，从初期的探索到最后形成特有的风格，经历了写实、表现和抒情三个阶段，多年磨砺，终成一代国画大家。而贯穿始终一直不变的，是周思聪绘画中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对真理和正义的不懈坚守，以及悲天悯人的动人力量。

    周思聪的画里饱含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这种情怀，由其1977年8月创作的《人民和总理》可见一斑。此时的周思聪，延续着徐悲鸿改良中国画的传统路子。画面中，周总理亲切慰问着一位大娘，与周围的群众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幅领导人与普通百姓心贴心生命与共的动人情境。画中人物情状惟妙惟肖，特别是对于诸多人物眼眶饱含泪水之刻画，视觉通感仿佛使观众听到了声音，似是悲歌，似是慰问，更是作者心境的诉说，其妙入神。这种饱含感情的塑造，也离不开周思聪扎实的造型功底以及对材料的灵活运用：准确的人物造型呈现出一种雕塑感，似乎暗示着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刚毅性格；而西方造型手法又被融入中国画的传统中，勾线皴擦笔墨酣畅，渲染着色恰到好处。

    周思聪的画里体现着对劳苦大众的现实关怀，表现中华民族遭受异国奴役悲惨状况的《矿工图》组画，即是这种现实关怀的集中反映。此时，周思聪已经从早期的写实主义向表现主义转变，主要在构图形式、笔墨技法等方面具有突破式的变化。画面结构分割、形象重叠等多种现代绘画构成方法的交互运用，不但使得作品迥异于传统中国画的布局要求，而且笔墨技法也随着表现的需要随机应变。比如，画面中的线条，已经由早期的过于严谨转入轻松流畅，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即是对矿工和其家人们表情的塑造：或呆滞，或悲苦，或迷茫，在水与墨浑然天成的交融中表达出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和悲苦。不论是从《矿工图》组画的成品，还是从其众多的草图中，强烈的颜色对比、力透纸背的线条刻画，都可以看出她受到珂勒惠支版画的强烈影响（她在小时候，就接触过珂勒惠支的作品，并深受震撼），而其对水墨的实验探索又能看到与林风眠绘画中类似的革新精神。

    周思聪的画，还以少数民族的生活为切入点，表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具有代表性的即是其表现彝族生活面貌和劳动场景的高原组画：《秋天的素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边城小市》等。为了表现少数民族特有的气质和风貌，传统的人物造型和娴熟的笔墨表现被画家彻底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表情和结实的形体，用拙涩的线条和单纯的绘画语言来表现高原人民的淳朴。这类作品，周思聪以表现手法刻画人物和环境，好像是借作品形象造型以强调生活艰辛却不悲观、劳动辛苦仍充满希望的生活态度。作者把现实生活场景和人物心理归纳、提炼概括为视觉平面图像，在画面形式感与绘画感进一步得到强化的同时，她对于生活与艺术的思考明显向前跃进。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武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大意是，自古以来的作家，没有不是错综求变，继承发展才能收到效果，模仿客观物色是有限的，需要情景结合，懂得继承再求通变。钱钟书借唐代李贺“笔补造化天无功”句谈自己对于艺术的认识，他说：“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笔补造化之不足即是胜天，这种胜天便是“晓会通”，符合生活真实而不是镂空臆造。从周思聪艺术成长历程可以体会到，她对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对于生活实践的体验，特别是对于中国画艺术的独到理解等达到了自觉、尽情和敬业。她不辞辛苦远行到山区、矿区深入生活，用画笔为普通百姓和劳动者画写生和搜集创作素材，这种精神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值得艺术家们传承和学习。只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艺创作发展，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方针，只要文艺创作贴近现实生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宗旨不变，不搞走过场的形式主义，文艺创作成果就会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钟捷，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