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创新者永远年轻

    李佩，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偶像级”教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说：“李佩先生是一位普通教师，但是她一心为学生、一生为学生。”这位99岁的老人被一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尊称为“师母”，因为她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郭永怀的夫人。

 

    更多时候，李佩被人们看作是一部“传奇”：她曾代表中国女性在国际会议上发出第一个声音；她是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之母”，80岁时，还站在讲台上为博士生授课；90岁时，她组织“中关村专家论坛”并亲自主持；从95岁起，她耗时三年，组织多位学者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间发表的英文论文集，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

 

    北京中关村科源社区最南头的几栋三层青砖小楼，是这里最早的建筑之一。当年，钱三强、彭恒武、竺可桢、熊庆来、王淦昌和陈能宽等一批著名科学家都曾居住于此。1956年10月，郭永怀辞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生院教授职务，带着妻子李佩和女儿郭芹回国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这是李佩与郭永怀的家，无论何时她都舍不得离开。

 

传奇

 

    李佩祖籍江苏镇江，父亲从英国伯明翰大学矿冶专业毕业回国后，全家迁至北京。1936年，在贝满女中毕业后，她报考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还考上了燕京医预科。

 

    但是，父母不同意李佩上大学，更不允许她上男女合校。经过一番抗争，父母妥协的结果是读北大，因为离家近，可以走读。

 

    1941年，李佩从西南联大毕业后，来到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和地区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的组织能力，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并作大会发言。

 

    重庆工作时，李佩亲历了1946年的“较场口事件”。惨案发生时她就在现场，只因当时正为一名塔斯社记者做翻译才幸免于难。

 

    由于出众的才能，李佩得到了当时美国工会在中国教育项目负责人的赏识，被推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47年2月，李佩开始了在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的留学生涯。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自己一生的知己——郭永怀。

 

    彼时的郭永怀已小有名气——作为“航空之父”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的博士毕业生，他受邀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

 

    在康奈尔，郭永怀从事的是当时最尖端的空气动力学课题——帮助飞机突破音障。经过努力，郭永怀和钱学森合作完成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位年轻人在美国最好的大学相遇相知。李佩后来回忆：“我跟老郭倒也不一定是在康奈尔认识的，在西南联大时，我们彼此就知道有这么个人。”

 

    1948年，李佩与郭永怀在美国结婚。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刚刚发表奇异摄动理论——一种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难题而开创的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而驰名世界，他和钱学森一样，是美国不能轻易放走的尖端科技人才，只能在焦灼中等待回国的机会。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不再禁止中国学者出境，李佩回忆——

 

    “老郭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挂记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1955年，钱学森辗转回国。1956年2月、6月，他两次给郭永怀飞鸿传书：“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

 

    终于，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当众烧毁了自己一部未出版的论文手稿，乘船踏上归途。

 

    郭永怀一回国，就和钱学森、钱伟长等投身于刚组建的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随后，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创立，郭永怀担任化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还经常给力学系的学生授课。

 

    李佩回国后担任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设在中关村的西郊办公室副主任。当时，宿舍楼刚刚建成，条件简陋，她给人的印象是低调且细心。郭永怀的学生至今记得，那时郭老师包里总会有个苹果，是师母给预备的。

 

    后来，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试验，郭永怀经常奔波于北京与青海间，频繁的高原反应，让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李佩回忆：“那时，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了，就自己拿一个小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

 

    1964年10月的一天，郭永怀和钱学森、王大珩等同事一起吃饭，他们平时很少聚会，但那天显得特别高兴，还喝了酒。“事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在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李佩说。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坐夜航回北京报告一组重要试验数据，飞机回京途中发生事故，爆炸起火。

 

    当人们从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遗体时，发现他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二人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文件完好无损。

 

    郭永怀牺牲时，李佩正在外地工作，闻讯连夜乘火车回京。得知失事消息后，她没掉一滴眼泪。李佩的外甥女袁和回忆当时的情形：“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为中国核弹、氢弹和卫星实验工作，均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烈士，年仅59岁。在他牺牲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创新

 

    教师是李佩最热爱的职业。l961年，她被调入当时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大讲授英文，开始了与英语教学的不解之缘。

 

    然而，“文革”爆发后，由于留美经历，李佩背上了“美国特务”的重大嫌疑。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都在已南迁至合肥的中国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教课。直至1973年后，过年时才被允许回家，有时买不到硬座票，只能坐在车厢地板上回京。

 

    “文革”后期的1974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外派留学人员，这些学员会被集中到中国科大培训英语，李佩幸运地被抽调出来教授英文。

 

    1975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的郁文参观中科院合肥分院，偶遇李佩，得知她还在接受审查，十分惊讶：“这不对头，你该调回北京去。”

 

    一年后，李佩调动的手续办好了。而当时正为培训班上课的她不想半途而废，直到暑假课程结束才启程回京。那一次，她终于买到了一张软卧车票。

 

    “1978年，是我教学生涯的新起点。”那一年，李佩进入刚刚建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前身）从事外语教学工作。

 

    十年动乱，英语教学人才青黄不接。研究生院筹备之初，第一任院长严济慈找到李佩，邀她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

 

    事实上，李佩这个外语教研室主任差不多就是个“光杆司令”，她手下只有三名北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三人专业分别是英、法和德语，为800多名研究生开设外语课，这几个“兵”远远不够。

 

    招募，成为李佩上任的头等大事。

 

    有意思的是，许多“右派”教师被李佩请了来，黄继忠、许孟雄就在其列。

 

    黄继忠原是北大一名优秀的英文教师，后被发配到银川，与家人分离。李佩帮他又重新调回北京。上了一年课后，黄继忠告诉李佩，学生的英文已经非常好了，现在应该学好中文。于是，他又开了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

 

    许孟雄则是人大的英文教授，划成“右派”后离开学校。1978年回到北京后，在海淀区教育局办的中学英文教师补习班上课。

 

    在海淀区一间矮房里，李佩问许孟雄夫妇的生活来源是什么？许孟雄说，补习班每月有40元收入。李佩就说，请你到研究生院教英文，每月80元工资，上课时可派一辆车来接。许孟雄说，不用了，我家离学校很近，可以走过去。

 

    后来，李佩得知了许孟雄的“大名”，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许孟雄。

 

    许孟雄上课时，一个“in”“on”的搭配能讲上两小时，妙趣横生。

 

    李佩说，外语教学决不能搞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必须同时重视“听、说、读、写”，而她尤其重视学生“听、说”能力的培养。

 

    英语课程结业有一个口试环节，要求考生用英语报告自己的所学专业内容、能解决什么科学和社会问题，李佩甚至书面邀请学生的导师前来听讲，并就有关专业问题进行提问。

 

    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回忆——

 

    “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0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生参加考试，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腰也塌下来了，真想第二天请个假歇一歇。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难道李佩老师是神仙吗？她就不累？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她，她说，当然累，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

 

    苗楠是李佩第一个博士英语班的班长。他回忆说，上学时有一位美籍华人外教邓洁贞，住在友谊宾馆专家公寓，李先生鼓励我们每周日到邓老师的住处交流互动，以此加强英语环境的熏陶，口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1983年，还在读博的苗楠迎来了一个重要任务：为来中国教学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通信署首席科学家、美国空军首席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代通信理论奠基人之一——Van Trees当同声讲课翻译助教。他出色的英语能力获得了中外双方的一致好评。

 

    李佩从不把外语看作工具课，而是当作文化课。她曾总结说——

 

    “大学英语要求‘四会’，但真正做到不容易。比如从阅读中，可以学到写作，所以我们挑选最好的文章做范例，让大家看好的文章怎么开头、发展和结尾的。这样，就可以学会写作的技巧。学英文不是让学生学会ABC。我们有些文章是谈科学前沿的，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的文章是科普的，也许跟专业无关，但仍可以给你一些启发，比如人家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另外，我们选的很多文章是哲学方面的，有关为人处事之道，都希望给人启发。比如我们最近编好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英语教材，不是科技英语，这个教材等于文化课，有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也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研究生院的英语教学，不单纯是为了教科技英语，所以我讨厌有些人说我们科技英语办得如何如何。如果说我有点什么特色，那就是我好多想法都和当前的时尚相反。”

 

    中科院力学所王克仁研究员回忆，我们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上李先生的课，那是一种享受。当讲到语言学家叶思普生某篇文章时，李先生会拿葛传槼的文章给我们看。葛传槼是中国人，但是英国人编牛津词典要找他；叶思普生，丹麦人，英语学得好，英国人学英语要跟他学。李先生拿这两个人的事例熏陶我们，培养我们的兴趣和信心。

 

    后来，教育部编写大学英文教材，需要一个搞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教授，以便让大学英语教材与研究生英语接轨，李佩被请了去。于是我们看到，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的《大学英语》教材，英语精读编委第一位就是李佩。

 

    谈到这位恩师，苗楠说，有一篇文章对李先生的描绘最准确也最凝练：“李佩有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的完美融合，她的生命中好像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在世间传播着爱和智慧。”李佩当年的学生，大多已成为国家栋梁，而仅本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班子中就有四位：白春礼、李静海、丁仲礼、方新。

 

    1997年，李佩78岁，女儿郭芹却因病辞世。中年丧夫、老年丧女，面对命运的波折，坚强的她没有因此缺过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

 

创造

 

    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开学后，尽管李佩想了很多办法，但仍无法解决长期以来人力资源缺乏的问题。

 

    时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的马西林对李佩说：“现在各大学和研究所都在招研究生，你为什么不招一批学生来自己培养外语师资呢？”李佩说，我没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才是个讲师。马西林立刻说，不要管职称，能干就行，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呀。

 

    当时，多数学校都已招生完毕，例如，北外王佐良、许国璋教授，北大李赋宁教授等，都只能招一两名研究生，但报考的学生水平都很好，就将第二、三、四名“调剂”过来读研究生院的英语师资培训班，再加上为其他单位代培的，一共招收了25名。

 

    英语师资班的开课老师均是业界翘楚：叶君健讲翻译原理，美籍老师Mary Van deWater开语言学概论，黄继忠讲英美文学，许孟雄讲翻译技巧。

 

    李佩特意请外教Michael Crook给师资班学员上普通物理。她认为，作为研究生院的外语老师，应该有一点科学常识。

 

    Mary Van deWater给李佩带来了TOEFL（托福）试卷，李佩发现TOEFL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她从中受到许多启发，并在国内第一个尝试用TOEFL方式出考题。

 

    博众家之长改进英语教学，英文师资班后来成为教育部办师资班的原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尽管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社会的前面。”

 

    1978年，郁文访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邀请该校语言学系主任Russel Campbell（以下简称Russ）为中科院创办出国人员英语培训中心。

 

    李佩闻悉，UCLA派六位教师开课，其中一人担任组长，并要求研究生院也安排一位中方组长和六名年轻教师配合工作。这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恰好1980年，研究生院第一期英语师资班学生毕业，李佩就选派六名毕业生参与其中工作，吸取经验。

 

    Russ每年都要来中国视察工作。1989年，他视察后对李佩说，美方教师对中方的派员很满意，而且他本人在给师资班学员授课时也发现，这些年轻人英语水平高，对国外的社会情况也很熟悉。

 

    Russ问李佩是如何培养师资班学员的，李佩详细介绍了招生及开课情况。Russ听后说：“你这是目的性很强的定向培养，不是一般的语言学，可以叫作‘应用语言学’。我在UCLA培养的学生也多是到学校教书，我回去后就把我们系改为‘应用语言学系’。”

 

    有了Russ的评价，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文，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

 

    不经意间，李佩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新分支：应用语言学。事实上，在Russ的赞赏背后，是她多年观察与总结中国英语教学积弊之后的革故鼎新，是对英语师资素质与能力培养的探索和创新。

 

创举

 

    1979年4月2日至5月18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教授应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为研究生院讲授“统计力学”与“粒子物理和场论”。当他得知当时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尴尬境遇后，对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严济慈说：“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以得到学位，又能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

 

    讲课时，李政道发现有些学生素质很好，于是采用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试题，给少数研究生进行笔试和口试，立即录取了5名学生，并于1979年秋送到哥大就读，费用均由该校资助。

 

    当年11月，李政道又向严济慈提出，继续接收中国学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其他几所院校读书，仍沿用之前的考试方式，哥大录取了3名，另外录取的10名分别到纽约州立大学等校就读。

 

    随后，李政道正式提出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项目），自1980年起在全国招考，共进行了8年，每年均逾千人报名。CUSPEA项目影响很大，中国学生刻苦勤奋，赢得赞誉，美国各大学物理系纷纷要求接收中国学生，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

 

    1980年5月13日，研究生院根据有关指示，成立CUSPEA招生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严济慈任CUSPEA项目委员会主任，他要求从报考、阅卷到决定名单的过程，都由专业人员主持，必须严格公正。

 

    作为CUSPEA项目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李佩的任务是拟定英语试题、组织阅卷和提供合格考生的名单。

 

    英语水平的最后一项测试是口试。李佩发现，考官们往往问考生选择去哪一所大学，为什么，对这所大学都了解些什么；阅读过哪几本物理方面的书籍；是否参考过某某期刊上某某物理学家的论文，主题是什么等等。她觉得，提问者注重考生的知识面是否广博，方式新颖，被遴荐学生的英语水平基本得到保证。

 

    据中国科学院大学校友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数学家华罗庚之子华光回忆，最早称李佩为“先生”的是李政道，因为通过CUSPEA项目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

 

    李佩因此赢得了李政道的高度赞扬，尊称她为“李先生”。

 

    在CUSPEA项目执行之前，为满足国内教育界科技人才的急迫需求，教育部公布每年全国选派500名优秀生公费出国深造。可是，500个名额分配下去，每个大专院校能有几名呢？

 

    出国留学成为一扇比考大学还要窄的门。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同年10月，研究生院美籍英语老师Mary Van deWater对李佩说：学生的专业都很强，英语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能被美国学校录取去读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

 

    李佩觉得Mary的话有道理，思虑再三，她和Mary去找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彭平。彭平是个敢于创新的人，果然，他思索了一番，同意了俩人的意见。

 

    “我反正蹲过两次监狱了，如果这事违背了国家政策，大不了再蹲监狱！你们先找部分学生谈谈，出了问题我负责！”彭平说。

 

    随后，Mary把申请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的文件复印了几百份，立即引来200多名学生填写。李佩和Mary则负责给那些学校的招生办写信，说明了研究生院学生所受专业和英语训练的情况，以此作为他们录取的参考。

 

    当时，Mary考虑到发出这样一大批到美国的信件，国内邮局会感到奇怪，便利用寒假专门赴香港邮寄申请信。结果，申请的学生中有100多名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消息传出，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也纷纷效仿。从此，新中国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其中国家公派2.13万人，单位公派1.55万人，自费留学42.30万人。从100多人到42万人，岁月流转，当初李佩等人的大胆开拓，何等勇气！何等功绩！

 

公益

 

    如今，已经99岁的李佩仍然闲不住。5月27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北四环的某研究所会议室。老人端庄且健康，主持了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论坛。

 

    论坛的主办机构是“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研究会”，牵头人为李佩和郑哲敏院士。研究会成员不定期邀请社会著名专家来做报告。每次活动举行，李佩不仅全程参加，而且还担任主持人。

 

    1999年，年逾80岁的李佩正式离开教学岗位。离休后，她依然保持着“做事”的习惯。

 

    李佩和桂慧君等一批女学者，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老年知识分子的互助组织，是一个老年群体自主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社区。服务中心随时为社区老人提供必要服务，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和生活起居。

 

    而从95岁起，李佩更是花了三年时间，组织她、郭永怀以及钱学森的多位学生，把钱学森在美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集，高质量地译成中文。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争执，一概由她亲自审阅并定稿。

 

    李佩说：“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注意健康，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尽可能为大家多做一点事。我没有崇高的理想，太高的理想我做不到，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研究生院1978级的学生朱学渊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李佩有传神的描述——

 

    “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佩是美丽的化身，是博学、爱心、优雅的象征，更是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的象征。

 

    从研究生外语教学变革到创立中国的应用语言学，从积极推动中美CUSPEA项目到开辟新中国自费留学之路，从为青年学生筑梦未来，到扶助社区中老年群体，李佩一路都在岗位创新、制度创新、角色创新。

 

    创新者，永远年轻。

 

    （王丹红、吕庆其、顾迈男、刘志峰、张苏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