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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印度斯坦时报》今年8月的报道，由于印度本地节目信号弱，印边境地区民众越来越倾向于收听来自中国的广播节目，这些节目通常用尼泊尔语和印地语播报。而中国广播在中印边境地区不仅覆盖广、讯号清晰，且内容包括新闻、评论及教汉语等节目。为了应对此种情况，印度通讯广播部决定投资40亿卢比（约合4亿人民币）加强查谟和克什米尔以及印度东北部各邦的广播网建设，希望在两年半时间内将印度广播的覆盖率从现在的40%提升到60%，5年内覆盖印度全境。
与印度大举发展广播的举措相反，BBC、德国之声、美国之音则先后于2011年的3月、10月及2013年的1月都停止了它们的华语广播。
一个扩张，一个收缩，看似矛盾，但均有其合理性。前者是为了使广播的效能最大化；后者则是为了实现传播效能的最佳化。就如时任美国广播理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主席恩德思所说：“在中国，收听短波广播的人数过去几年里微不足道，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最多的国家”。于是上述三国纷纷用互联网取而代之。比如BBC，其中文网在华语广播停办5天之后即24小时开通。
这两个例子虽比较特殊，但仍说明，广播优势仍存，必须坚守；但天外有天，必须适变。
俗话说，适者生存。广播的伴随性、便捷性、即时性、互动性过去是它竞争的优势，今天仍是它立足的法宝。
比如进入汽车时代，于是造就了车上广播包括交通广播、车上音乐广播、私家车广播等的火爆。
而在互联网时代，谁能抓住人们途中、等候甚至坐在马桶上的碎片化时间，谁就赢得了受众，广播就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在人们生活及工作节奏加快的今天，移动收听成了主流，“路听族”随处可见，以致在人们消费传统媒体的时间总体日益减少的今天，移动消费的时间却在增加。
如此看来，在当下，广播仍有“适者”的一面，但也确有不适的一面。这种不适当然是由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带来的。
谈到广播和新媒体，首先应当看到，伴随、便捷、互动、时效等特点其实是它们共有的基因。因此如果融合得当，无论是互联网、手机还是各种无线终端都会成为广播的新式武器，从而会从空间和时间上大大拓展广播的宽度和长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乃广播之“友”而非“敌”，它带给广播的应不是“死”而是“升”。
问题在于，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融通二者的根脉，还没有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一族一家一体，这就需要广播做一番革命式的“适变”。
从观念上，要从传统广播思维向互联网思维转变；在体制、机制、技术架构、采编架构和人员架构上要建立起一套符合新媒体特点与要求的新的传播体系，不能受众已经过河，我们还在摸石头，甚至只在隔河兴叹。
要树立新的用户观念、终端观念和市场观念，用大数据了解什么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用什么终端，最希望听什么，然后量身定制，做精准广播，从而提高传播的满意度和到达率，用良好的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的黏性。要看到，用户既是消费者，又是再生产者。一旦他们有了良好的体验，就可能通过评价、分享等形式成为广播的“二传手”。
此外，网络时代内容的外延已大大扩展，我们当然要尽量满足用户的资讯需求、实用需求和娱乐需求，但同时必须看到，网络消解了人们的专注力、思考力，使之变成了信息技术的奴隶，以至当今每个人似乎都只活在“手机里”。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广播尤其要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有思想、有知性、有品格、有境界、有定力的公共产品。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广播影视》杂志社全国广播业综合实力大型调研成果发布会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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