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科举史研究的基石

    断代科举史研究在制度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需要一个重要的资料基础，就是有关该时代各科登第人的记录。此类资料，明清时代有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各科进士题名录，唐代则有清人徐松搜集编纂的《登科记考》，及后来学者陆续所做的补正。至于宋代，虽然传世文献较为丰富，但是原始登科录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仅有《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两榜，两宋举行过118榜科举考试，其余年116榜的登科录资料都已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因此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作为中国古代科举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时代，有关其各科登第人的资料，既缺乏便于利用的相对完整的第一手原始文献，也缺乏经过系统整理编纂的汇编文献，这是宋代科举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缺憾。这个缺憾，随着《宋代登科总录》的问世，终于得到了弥补。

    龚延明等在主持完成《宋登科记考》的基础上，新推出的《宋代登科总录》，弥补了这个重大缺憾，为宋代科举史研究提供了便于利用的、权威的、全面的登科人资料总库。

    科举作为一种铨选制度，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仅仅包括最引人注目的进士科，还包括进士以外的诸科，不同类型的制科，及非常设科目。但是从原始文献到编纂资料，侧重于文榜进士科的为多，其他诸多科目登第人大多在当时就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因此相关记载较为薄弱。《总录》则不仅收录考辨文榜进士登第人资料，更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各科登科人资料都做了全面的搜求，因此它并不仅仅是进士登第人的人物传记资料汇编，而是宋代各科登第人资料的集合，是宋代登科人资料的总集。这不仅仅体现了编著者们为此付出了更多的艰辛，更体现了他们对于拓展科举史研究思路和视野的努力。或许正是这种努力和学术抱负，让编著者们为我们提供了4万多个登科人的传记资料。

    《总录》编纂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在登科人条目下提供了详细的书证，并严格按照史料的原始程度先后排列。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省去了查阅原始文献的大量时间，也为初学者以及资料条件并不完备的学者提供了学习和阅读原始文献的机会，理解不同类型文献对于相同人物记载的史源演变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文献在不同场合的价值。

    宋史研究领域，在《总录》（《考》）之前最常用的传记资料索引是昌彼得、王德毅等编的《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简称《索引》），提供了2万2千多条人物传记资料的索引，长期以来是中古史研究者案头常备的工具书之一。而《总录》不仅所收条目高达4万余条，远远超过了《索引》，并且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详细书证，其学术价值和编著工作的艰辛程度，由此可以得到彰显，因此将《总录》作为宋代人物总录对待也并不为过。

    《总录》的意义和价值并不限于为各类读者提供了一部资料丰富翔实的宋代登科人总数据库，它同时也是断代科举史研究的典范。

    首先，它是建立在深入、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并非单纯的科举人物资料汇编。这除了体现在数量庞大的各条目随文考证之中，更体现在最后一部分《宋代科举总论》对宋代科举的总体论述之中。

    与一般传记资料汇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总录》在最后附上了具有高水准的长达15万元字的宋代科举研究成果——《宋代科举总论》，涵盖了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各个方面，而几乎每一个章节又都是由相应的专题研究为基础撰写而成。因此，这一附于书后的《宋代科举总论》，不仅为前面各册宋代登科人资料提供了脚注和解释，其实质上更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专著。

    显然，宋科举人物小传与书证相结合，宋代登科录与科举史相结合，做课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以解决课题中遇到的疑点与难题，这是《宋代登科总录》的特色所在，为我们树立了断代科举史研究的典范。

    《总录》提供了如此规模的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对于科举史研究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对科举史具体问题研究的推进。《总录》按进士、诸科，特奏名、制科、非常科的分类著录体例，加上以登科人名编制的索引，为此类科举史专题问题的深入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检索工具和基础史料支持。因此，它无论是对于有心的初学者，还是有志于深化科举史的专家，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它既可以提供快速的检索，又能提供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史料，为进一步的研究起到发现问题，做出第一判断的作用。

    其次，对科举史之外其他专门史研究提供宋代精英人物数据库。《总录》收录了4万余登科人的资料，这是迄今年为止，最为全面、权威、可靠的宋代登科人物数据库，因此在为宋代科举史研究提供人物数的同时，也为其他专题的史学研究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并打开了丰富的可想象学术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