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历史参与者的自然

    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产生于对技术力量坚信不移的时代，其原称为“德国科学与技术杰作博物馆”，始建于1903年。博物馆主馆是典型的德意志出品，敦实厚重，殊无花哨，坐落于多瑙河的支流伊萨尔河上的小岛。这条河流，同欧洲其他主要大河一样，在20世纪被彻底运河化，河道上矗立着28座发电站，其本身便是技术改造自然后的产物。馆内则是对现代技术一应伟大成就的展示，分类严谨，秩序井然，代表着工业社会的整饬与规训。

    从其初建到2013年这110年的时光里，德意志博物馆从来都是人类技术日新月异的见证者、记载者与赞美者。然而，在2014年，德意志博物馆开设了一个极为特别的展厅——“人新世”，内设六个分展区，分别为流动性、城市化、自然、进化、食物、人类与机器的互动。在这项展览中，人类的流动性促成的不仅是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是物种与物质能量之间的交换，而后者往往成为文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城市似乎纯然是人类文化的硕果，然而城市及其技术与人群赖以运转的动力，却仍然源自一个它试图摆脱的自然世界。而自然，对于展览的设计者而言，并非是远离人类社会的孤立空间，而是为人类技术所改变，甚至创造的新自然。进化亦非数百万年前的古老历史，而是同人类历史与技术的演进相始终的、至今仍在进行的共存过程。食物与摄取食物是人类历史延续的根本，但是在这个充裕的时代，在地球上的某些地区，它与历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却往往被忽视，甚至遗忘。进入工业时代，机器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根本技术，它原是人类的产物，却往往逃匿人类的控制，形成自身的技术圈，改变人类与地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究竟什么样的机器是人类应当继续使用的，又是什么样的机器能够帮助支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在展览将终之际出现的这一问题将观者指向人类对于技术的现代矛盾。我们担忧其力量的潜在威胁，批判其所带来的意料之内或者之外的种种后果；然而，我们最终仍然要寻求技术的力量，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这一矛盾并现代性的固有产物，事实上，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很长时间，矛盾的两个方面一直以独立的声音出现。一面是一个异常强大的技术膜拜群，囊括社会各个群体，从西域诸邦到东海各国，从领袖精英到普罗大众，从基督教徒到无神论者，莫不对技术的狂飙突进额手称庆，呼声震天。另一面则是极少数我们称为先知的寥落声音，他们往往对技术，特别是工业时代的技术对人性与社会的异化有着深沉的忧虑。从19世纪后期跨大西洋的反现代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路易·芒福德阐发的“巨机器”对人性与社会的摧残，到奥尔多·利奥波德对机械化带来文化价值低落的警示，这些声音虽然在当时应者无几，在后世却形成巨大的回响。

    然而，却是在一个由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沙漠上空爆炸的原子弹所开启的“大加速时代”中，这两种声音合成一股，成为对技术悖论的集体焦虑与期待。但是，在二者合流之际，它们都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上半叶，技术崇拜几乎成为一种宗教，新的技术期待则变得远为审慎、理性。更大的改变发生在对其的质疑当中，在技术的力量不断凸显、自然系统变得日趋脆弱的境况下，对技术的质疑逸出了哲学家对不可触摸的人性沉沦的反思，而成为对可闻、可见、可感、可知的环境恶化的普遍焦虑，弥漫于公众层面。而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中所进行的展览——“人新世”，正是对此悖论的反映。

    “人新世”是近年来学界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虽然历史学者总能够为某一词语的今生找到前世，其正式诞生却在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与美国生物学家尤金·斯托尔默在《国际地质与生物圈计划通讯》上联合发文，宣告“人新世”一词的官方亮相。该词由希腊文代表“人类”之词根anthropo与“新”之词根cene构成，标志着继“全新世”之后的最新地质时代的到来，而这一时代的决定性力量不复是自然之功，而是人类之力。克鲁岑与斯托尔默二人期望通过对人新世的解读，惊醒世人，令他们看到自身创造的力量，对自然世界造成的预期之外的负面后果，从而强调人类在管理地球事务上的责任。

    “人新世”一词是科学家的创造，然而尚在等待科学界的正式认可。2008年，地质学执牛耳者，伦敦地质协会分层学委员会收到了请求钦定“人新世”的申请。该委员会成立数个独立科学家小组对此进行检验，将在2016年宣布调查结果。无论其是否赋予该词以合法性，它业已成为学界，特别是同环境相关的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讨论的焦点问题。不过，在人们的热议中，对“人新世”一词表达疑虑的并不乏其人。有学者指出，以“人anthropo”命名一个新的地质世，本身便隐含一层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他建议以“碳新世”取而代之，强调改变自然的人类技术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另有学者对自然科学家掌控人文学者的话语权深感不安，认为以地质时期的“世”进行历史研究，会丧失历史学者对人类历史分期的权威，建议仍然以“世纪”为框架进行研究。

    与其说“人新世”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不如说它保留了19世纪以降人类对自身创造的技术的敬意。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及其技术是否已如克鲁岑、斯托尔默以及其支持者所言，征服自然，以至于后者彻底与人类文化相混杂，不再拥有独立的，不受人类所左右的力量。诚然，人类确已在地球最蛮荒的地方，北极的冰冠，亚马孙的雨林，珠穆朗玛的峰顶，甚至看似遥不可及的太空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森林消失、水体污染、土壤腐蚀、垃圾围城、雾霾罩顶，如是等等，俱为人力所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自然作为一种力量完全受制于人类。迄今为止，微至病菌、昆虫，巨至地震、海啸，都往往不在人类的掌控之内。甚至一场平常的风雪，可令芝加哥机场陷入瘫痪，一个小社会处于失序状态。

    “人新世”倡导者的初衷并非加入颂扬人类丰功伟绩的传统赞歌当中，而是以冷峻的科学事实警醒人类，我们这个物种具有的能力足以将地球及其上一应其他物种带入灭顶之灾，因此，如何改变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如何使用我们所掌握的技术，成为地球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力量。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人新世”承认人对自然的主宰，暗喻自然在面对人类技术的排山倒海之力时，充满脆弱的无力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对地球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认知，现代环保运动走上了舞台。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当技术的另一面所带来的后果愈趋凸显之际，而这些技术并非如核武器开发、太空探险这样的高端技术，恰是农药、化肥、汽车、燃煤等存在于百姓日用的技术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于生活在技术真空假象中的人们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人类究竟能够对自身智慧的产物具有多大的控制力？任何一种技术，除却纯然以杀戮为目的的武器，其发明都是以造福人类社会、有效利用自然世界为目的的。然而，技术自身的演进往往背离人类对其的预期。相较于人类与生态系统的整体进化，技术的自我更新与扩张能力远为迅速，形成了自身的演进体系，从而迫使人类走出对技术福音毫无保留地赞美的美好年代，开始对其本身的质疑。

    在“人新世”当中，克鲁岑等人认为目前我们仍然处于大加速的阶段，虽然它可能很快将走向尽头。但是人类对于地球的责任和所掌控的力量并不会随之而终结。他们预见“人新世”的第三阶段将是人类作为管理者的阶段，问题在于人类究竟应当如何对之进行管理？自然在其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技术的使用仅仅为了谋求一部分人的利益，还是人类整体的福祉，抑或地球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永恒？

    研习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中的某一系统或许是脆弱的，但是却拥有自身的复原力，同时，它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向人类社会宣告其存在，或是灾难的警醒，或是大美与多样性的启迪。人类希望自然的其余部分以何种方式在这个行星上与我们共存？在德意志博物馆之下流淌的伊萨尔河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变革。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工业技术宣告对它的征服，它变成一条“有机的机器”。今天，人们在新的理性与情感的指导下，运用新的技术，开始了伊萨尔河“自然化”的进程。最终，他们期望能够让技术退却，令此河成为自身的主宰。重新自由流淌的伊萨尔河，以及河域中那个复杂而脆弱、但又充满生机的生态系统，究竟是技术所创造的新自然，还是当技术留给自然足够的空间后，它自身力量的勃发？恐怕无论是“人新世”的倡导者或是反对者，都无法轻易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慕尼黑人做出了他们期待与自然共存方式的选择。

    （侯深，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