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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06日 星期五

    覃思

    说“忏悔”

    ——人文拾荒

    作者:从维熙 《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06日 15版)

     

        镜子的功能,是自照。老祖宗留下的“每日三省吾身”,就是指自读自审。真正自读自审的,是那些对镜自照污痕的人。在文化人中,那是一种令人起敬的人文美德。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第四次文代会。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坛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的面,对于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坦承他作为当时的文化官员,负有难以推脱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记得,当时我坐在和萧军同一排的椅子上,情不自禁伸长脖子去看萧军的表情:这个文坛铁汉,灰白头颅低垂的瞬间,竟然有些颤抖。

     

        我和萧老当时住在同一个小区,彼此命运又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会后有一次在他家里,我特意问起周扬当众向他道歉一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和良心的,在文代大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苏醒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下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所做的体现了一个文化人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绝版……”

     

        萧老的这番话让我感动不已,激动之中也吐出了我的心扉之声:“不知您是否听说了,也有当年的文化官员表示,永不忏悔!”

     

        萧军抛出了一句惊人之语:“那是两条腿的人形禽兽!”

     

        事过多年,周扬和萧军虽都早已作古,但我认为,周扬在历史新时期自读的崇高姿态,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不能略去的一笔。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在疯狂的“文革”年代过后,在浓郁的血色面前,有忏悔精神者不仅寥寥无几——恰恰相反,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化人,像是得了健忘症那般,如川剧中的变脸术似的,摇身一变成了体面的历史新时期的学术大家。这些人似乎身附魔咒,无论国人怎么鄙视其往日行为,都不能触及他那根自恋的神经,依然高堂阔步于媒体面前。试想,这些人与周扬的忏悔行为相比,不是有鸿毛之轻与泰山之重的差异吗?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让我肃然起敬的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34年苏联成立作家协会后,在斯大林时期,先后有近两千名作家,以各种罪名被流放、关押,更有甚者走上了不归的墓地。在此期间,法捷耶夫担任着作协的总书记一职,因而不可避免地充当其中的轴承;可贵的是,法捷耶夫因受良知的拷问,在1956年给了自己超凡的一枪,作为他忏悔的绝笔。法捷耶夫的肉体虽然倒了下来,但他的精神肖像,却在全球文化界站立起来。以法捷耶夫的人性全面复归所生发的忏悔精神为尺,丈量一下我们的那些“永不忏悔”的文化人,其灵魂的黑白与轻重,都演绎得十分清楚了!不要说“每日三省吾身”,他们一辈子也不愿意自照一回镜子,还要油头粉面地装饰自身,以尘封当年的斑斑文化血迹。

     

        这些文化上的双面人,让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流行于西方的假面舞会。文化人不是卖笑、卖身的人,无须戴着假面生活。在历史明镜前梳洗时,还原成一个真实自我,这是文化人自读时应有的起码的良知。这是周扬向萧军道歉和法捷耶夫的绝命枪声,给我的深刻启示。

     

     

        上面提及的是时代大人物之间历史往事。下边触及的,是小人物之间的往事今朝。

     

        2003年的暮春,有人按响我家的门铃。我问:“哪位?”他说:“我是你《走向混沌》里写到的那个‘符某’,到北京来办事,顺便来看看你。”对方的回答,让我顿时愣住了。自报“符某”的是何许人也?乃当年劳改队里的头人之一,在我回眸20年劳改生活的《走向混沌》一书中,我曾很赤裸地勾勒出他的污秽灵魂。关于他,书中描写了这么一段:一个星期天,来自原卫生部的劳改右派李建源,在与他一起洗衣服时,谈到衣服最难洗的部位,是领口和袖口,因为这两个地方最脏。其实,这是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事后,他把李建源的话,上报给了劳改队长。经过他的政治过滤,“领口和袖口最脏”,摇身一变成了“影射伟大领袖最脏”的恶攻事件。当时正处在“文革”的狂热年代,其后果可想而知:李建源遭受到批判和围攻,并被掷进了禁闭室里反省。此事,在当时成为时代的“典故”,凡是涉及“领”字和“袖”字的话,一度成为禁忌。

     

        试想,事隔几十年之后,此公前来探访,能不引起我的惊讶和警觉吗?但我还是打开了门。我们一起走进书房,他说:“老从,我在山西工作,你的地址是从山西作协打听到的。今天我来看你,是抱着忏悔之心来的,在那个年代,人人心灵都扭曲变形——我也难逃这个魔咒。不过,我欠下的这笔历史债务,后来也受到了精神和肉体的惩罚——在1972年之早春,我们同在劳改煤矿劳改的时候,你头上顶着头盔和矿灯,在矿井下挖煤,我率队在井上挖冻土。一天,冻土塌方时正好把李建源埋在土堆之中,待我们把他扒出土堆时,他已然停止了心跳……我没想到此事会波及自己,不久上边来人调查事故原因,我因是带队的头人,便因失职而被送到禁闭室。真得感谢这次禁闭,那种不见阳光的日日夜夜,让我设身处地开始自照镜子,联想起‘领口’和‘袖口’,想起让李建源遭受批斗和关禁闭的一幕,这都是我的罪过。我错了,我没脸去见李建源的后人——你如果有机会见到他的家属,一定代我向他们一家转达我的愧疚之心。”

     

        至此,我悬在空中的那颗心,变成了感动。我留他在家吃饭,他说他来北京还有些事情要办,没有与我一起进餐便匆匆地走了。后来这个符某人得了肝癌,我去山西访故时,还特意买了些护肝的营养品,叮咛他注意保健的同时,不要困扰于历史往事中不能自拔。历史是个大琴台,任何人都不过是它的一个音符,在新的历史明镜面前,能做到自审自识也就够了。同时,我还告诉他,我已将他的委托,辗转给受难者李建源的后人,他的儿子深得慰藉之余,还在祭悼他父亲时转告给了地下亡魂。

     

        行文至此,我忽然忆起又一个历史镜头:上个世纪90年代之初,我在书店签名售书,正好与漫画家华君武相遇。他签售他的漫画集,我签售我的散文集。签售之后,他突然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说:“为五七年我画的反右漫画,向你们道歉。”我愣了许久,因为当年批判右派的文章铺天盖地,我当真记不起他画的反右漫画了。直到前几年华君武逝世之后,我才从漫画家李滨声追忆他的文章中,知道华君武当年用漫画的形式批判过李滨声1957年的漫画《无嘴的人》。看!这是多么深刻的反躬自问。报纸上说他曾十多次向在1957年落难的人,表示他的愧疚之情。

     

        够了,愿文化人都能以周扬和华君武为镜,照一照自身在历史长河中的灵魂,以不让中华民族“自省吾身”的美德,在民族复兴的21世纪断肢解体。这是我从几件尘封的微观事例中,得到的精神启迪;如果从宏观的视野去剖析更多事例,则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不仅经济在腾飞,“以人为本”的精神光环也在耀我中华。在近两三年内,我看到开国将军宋任穷将军之女宋彬彬以及陈毅将军之子陈小鲁,分别到他们当年读书的中学,向在“文革”年代被他们批斗过的老师赔礼道歉的新闻。我深深为他们的忏悔精神感动之余,认知这不仅仅是传承“自省吾身”的中华美德,更是实践今天强国梦之一翼。因为中国历史早就留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历史名言,这样才更利于把我们共和国的地基夯实得更加坚不可摧。

     

        谨将对“忏悔”的一纸感言,与“文荟”副刊的读者共议共享。

     

        (从维熙,作者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北国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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