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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成立78周年。在抗战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青记”，与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战争的浴火涅槃，它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也被历史所铭记。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日——11月８日被确定为中国记者节庆祝日。
诞生于上海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一声炮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青年记者立即奔赴华北和西北战场，采访战时新闻。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又在“八·一三”大举进攻上海，华东告急。上海新闻界同仁为积极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努力，深感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在这些活动中，许多热血的青年记者参与其中，积极贡献智慧，努力发挥作用。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在会见胡愈之、夏衍等人时，指示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在上海组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心下，1937年11月4日下午，新闻界范长江、羊枣（即杨潮烈士）、夏衍、碧泉、邵宗汉、朱明、恽逸群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三人负责筹备工作，发起人中还有《大公报》记者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陆诒等。
1937年11月8日晚7时，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章程。作为协会发起人的夏衍、范长江、碧泉、恽逸群、章丹枫、王文彬等15人出席参加。作为发起人的《大公报》记者陆诒、孟秋江因在山西战地采访，未能到会。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范长江、羊枣、碧泉、恽逸群、朱明等５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为候补干事，这时有会员20多人。会议认真讨论了战事的发展趋势，认为因国民政府的中心已西移到武汉，有必要在武汉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武汉分会。会议授权范长江筹备武汉分会。
1938年3月30日（也有一说是29日）下午２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宣告隆重成立。出席会议的除上海、武汉两地外，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福建、香港、南洋的会员代表。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中外来宾近百人。国际友人也来参加这次盛会，其中有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合众社的爱泼斯坦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常务理事会。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为常务理事。当选理事的还有陈侬菲同志，他是不久前从狱中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老红军，不仅善于执笔写文章，还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
在战火中成长
“青记”会员们始终紧握自己锋利的武器——笔，忠于职守，战斗在推动抗战、捍卫国土的新闻岗位上。在敌人残酷的轰炸摧残下，大后方的记者，克服异常困难的物质技术条件，始终奋斗不懈。在战区，英勇无畏的“青记”会员冒着枪林弹雨，不畏艰险在前线采访，更有无数记者随军深入敌后，或只身化妆深入敌占城市，编辑出版报纸，宣传抗日，坚定了敌占区广大群众胜利的信心。
青年记者纷纷奔赴前线，争当战地记者。卢沟桥事变时，“青记”创始人陆诒首先进入宛平城，在八年抗战中，他约有四年在战地奔波采访。他足不停步，手不辍笔，亲临现场采访，成为一名出没于枪林弹雨的战地记者，写下了众多记录战争的篇章，如《傅作义热泪盈眶》《马兰村访萧克》《朱老总胸有成竹》《周恩来派我见陈诚、访叶挺》等，战地纪实《娘子关激战》《踏进台儿庄》《热河失陷目击记》等。
南口战役时，“青记”发起人孟秋江亲临南口山上，与最前线战士共生死，写出了《南口迂回线上》的动人文章。保定战役时，战地记者方大曾为了写《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一文，后保定失守，退至蠡县，仍向后方来信说：仍当继续北上，以达成最初的决定。这位可爱的新闻战士最后失踪。《大公报》记者邱溪映报道了平型关大战。女记者胡兰畦报道了上海保卫战，写出了《大战东林寺》一文，表现了守军坚强的战斗精神。南京会战中，最后退出南京的记者萧韩渠牺牲了。
徐州会战中，全国三四十个记者布满了以台儿庄为中心的战场，厦门《星光日报》记者赵家欣，暹罗《华侨日报》记者蔡学余，新加坡《星中日报》记者黄薇，华侨记者团纪志文、庄明崇、龙炎川等，菲律宾华侨记者组成记者团，活跃在泰山、运河之间的战场上。徐州突围时，数十位记者经百般艰难，分头突出重围，回到武汉。中央社记者刘尊棋、范世勤始终坚守在淮河流域和大别山之间，不离岗位一步。《新华日报》记者陈克寒遍历山西战场，考察了晋察冀边区，写成轰动一时的《晋察冀边区模范根据地》小册子，这本书大大坚定了民众抗战的信心。九江战役中，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被炸死在江中，《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坚持在湘鄂赣山区，真实报道艰苦奋战的将士们。《新华日报》记者李密林、潘美年、陆从道在撤退中，被敌机炸沉乘船，以身殉职。《鄂北日报》的胡绳、楚云，《新华日报》华北版的何云、陈克寒，始终战斗在敌后。
1937年，徐盈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转战山东、山西、陕西，在五台山八路军总部随军一段时间，采访了朱德、任弼时，撰写了《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的通讯，并写了《抗战中的西北》一书。
这些只能是挂一漏万，还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新闻战士和感人事迹。他们的作品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并且具有感染力，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也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
在困境中奋斗
“青记”成立之后，出版了《新闻记者》月刊，16开本每月一刊，通过这本机关刊物，团结和鼓舞会员，发表对国事的意见。《新闻记者》的创刊号，就是召集当时在武汉的各方面代表人士，举行国事座谈会，通过大家发表意见，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反击了投降派的活动。第一期《新闻记者》的封面上就登了一幅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签名，声势浩大，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范长江在《新闻记者》上写了不少文章，在《建立新闻记者的正确作风》中，他特别指出：“有了健全高尚的人格，才可以配做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应当是社会所敬重的人物，如果在人格上有了根本的缺点，就不能算作新闻记者。”他认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一是必须绝对忠实，必须以最客观之态度，从事新闻工作；二是必须生活与自己正当收入的工作中，绝不拿任何方面的一个铜板的津贴。”这两句话后来成为“青记”会员们共同的信条和守则，许多人受到极大的教育，在后来几十年的新闻工作道路中，一直拿它当作座右铭。
《新闻记者》由范长江作主编，从第二期开始，实际由朱楚辛做具体工作，冯英子帮助看稿子，写文章。《新闻记者》顽强地在武汉出版了七期，在长沙出了第八期，辗转到桂林出了第九、十两期合刊。虽条件一期比一期艰难，但内容一期比一期充实。
在那个乱纷纷的武汉，“青记”做了很多事。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的纪念日，由“青记”发起，举行了纪念会。与会者真正做到了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哭丧着脸在纪念我们新文化的先驱者，而是畅谈如何学习鲁迅对内外敌人英勇奋战的精神。周恩来同志也来了，他说：“鲁迅姓周，我们都是绍兴人。我来参加纪念会，不是因为同姓同乡，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战斗的同志，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为中国人民求独立自由、谋幸福的闯将……”周恩来的讲话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人，特别是对于青年记者更有教育意义。后来，有人建议，“青记”的会员之间，不应当称先生，而应该称同志。
“青记”一开始就注意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新闻界的团结。“青记”为了帮助前方将士解决精神食粮，在武汉保卫战前夕，还设立了“战地报纸供应部”，把《新华日报》《大公报》《武汉日报》等报纸送往前线。每次开招待会、报告会，或者欢迎会友从前线归来，总是尽可能把各报记者一齐请来，消除各报记者之间的隔阂，增强新闻界的团结。
“青记”总会又建立了“记者之家”，临时在汉口长春里租了几间房子，接待从前线回来的战地记者，大家在一起写稿子，译电码、发电报，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在长沙、重庆等地都有过“记者之家”。
武汉失守后，陈侬菲和范长江退到了长沙。
长沙大火后，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退到了桂林，并在桂林设立了南方办事处，陈侬菲任主任，办事处只有一个主任、一个秘书、一个会计，两三个干事，生活待遇，从工友到主任一律20元。
桂林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以山水甲天下著称。对这里名山胜景，大家没有空闲去欣赏，工作多得很，简直忙不过来。不久，范长江、胡愈之、孟秋江、邵宗汉等都来了。范长江对夏衍说，“青记”一定要做一点实际工作，办一个通讯社，可以发挥“青记”在各地会员的力量。“青记”在延安和晋冀鲁豫都有会员，可以通过这个通讯社向国际宣传处供稿，向香港、仰光等地150多家海外报刊供应稿件，提供战地通讯，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解放区和国统区的真实信息发往香港、南洋和海外的侨报，为争取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尽一点力量。
范长江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很久，在武汉时就经过章汉夫请示过周恩来同志，周恩来表示赞赏。范长江的意见很快得到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的支持，经范长江、胡愈之、张铁生、陈侬菲等人的反复讨论，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二、范长江和主要负责同志都以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国民党、民主党派、桂系联系，争取公开合法。
“国际新闻社”于1938年11月在桂林正式成立，“青记”的各地分会也就成了国新社的各地分社。这是继中国青年新闻工作者学会成立之后，中国新闻历史上又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日子。因为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通讯社。“青记”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群众团体，“国新社”则是一个革命新闻事业机关。
国新社有一百多名社员，很多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负责总社的胡愈之、范长江、黄药眠等本身就是写作能手。通讯员从一百多发展到三百多，基本队伍是“青记”的会员。
那时，《救亡日报》也迁移到了桂林出版。《新华日报》在桂林成立了办事处，发行航空版。第三厅的部分同志也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公开正式成立。周恩来、李克农、徐特立等同志都先后到桂林。桂林成为长沙大火以后一段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的文化聚集地，留下了许多国际名人的踪影。一些国际文化单位举办时事图片展览，以直观、动人的图片，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来自世界各国正直的文艺家，把战争、艺术、生活融合起来，为消灭法西斯，以笔代枪，创造出极富战斗性的文艺作品。
法国东方问题专家、著名记者李蒙夫妇与《泰晤士报》驻美国纽约记者窦丁先生，是第一批踏上中国大地的西方新闻战士。他们一到桂林，就受到“青记”和当时在桂林的《新华日报》《救亡日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和中央通讯社等同行的热烈欢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邀请李蒙作《法国青年的苦闷与中国青年》的演讲，其夫人作《来华的目的和感想》的演讲，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引起了强烈反响。
上海沦陷以后来到桂林的英国记者杰克作了《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的报告，将日军蹂躏下的上海人民亡国奴般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内容催人泪下、激人奋战。 德国女记者王安娜应邀参加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招待会，在会上用流利的汉语倾吐了自己反战的心声：“我有许多欧洲的朋友，也有许多中国、日本的朋友，希望大家共同为和平而努力，打倒破坏和平的法西斯分子。”
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莫斯科《消息报》驻华特派记者卡尔曼来桂，《大公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前往寓所采访，卡尔曼当即发表了对广西的观感和各战区的见闻。他说：“现在每个苏联人民，都在睁着他们两只眼睛，热切地来看中国的英雄奋斗，看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残暴，看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战斗员如何在艰苦中反抗，他们一直要看到日本法西斯被中国消灭，中国获得胜利那天的狂欢。”卡尔曼在桂林拍摄了新安旅行团及广西学生军第一团的训练和生活的新片，献给桂林人民和世界人民。
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将他的所见所闻写成长篇报告文学，连载在《救亡日报》上。此后，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特派员、著名戏剧评论家爱金生，日本的绿川英子等名人在桂林都写下轰动一时的反战文章。
作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海外部主任和香港分会的总务部主任，恽逸群多方联络海外各国华侨报纸的记者编辑，动员他们参加“青记”，在华侨中宣传抗日和进步思想。所有的海外“青记”会员到香港时，他都派人接待，为他们解决住宿问题。为了发展“青记”在香港的会务，他除了组织“青记”会员的定期集会活动外，还以“青记”香港分会的名义，创办了香港第一所新闻学校——中国新闻学院。
在大大小小各种聚餐会和座谈会上，激荡着许多卓识谠论的言谈，新闻文化界人士胡愈之、茅盾、陶行知、邹韬奋、乔冠华、范长江、夏衍、陈侬菲、斯诺、爱泼斯坦等，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沈钧儒、何香凝、黄炎培等，多次与会，各抒所见，求得共识。
1941年5月，恽逸群、茅盾、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九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的声明，要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一声明除在港刊出外，还通过国新社，用中、英文发给海外华侨报纸和外国报纸，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1945年抗战胜利。国新社在上海和香港等地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民主和自由而奋斗，直到1949年大陆解放。
薪火相传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为“青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国民党恨之入骨，终于在1941年4月28日将“青记”封闭了。但“青记”的延安分会、晋西分会、冀中分会、晋察冀边区分会等分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
“青记”延安分会成立于1938年11月6日，成立大会在延安边区文化协会举行。延安分会登记的会员有70多人，每位会员交纳会费国币二角。分会还决定出版会刊，每半月出版一次，经费由解放社、新中华社、边讯社给予津贴。
1940年，抗战正酣，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陆诒同志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重庆来到晋察冀边区，带来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写给晋察冀边区新闻工作者的一封信，信中表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后方的“青记”总会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边区战地记者工作、生活情况，也为敌后新闻工作者的成功和胜利而受到鼓舞。信中高度评价了边区的新闻工作，在最艰苦、最缺乏物质条件的情况下，开拓了广大敌后新闻领域，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陆诒同志专程来边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边区建立“青记”分会。
1940年3月10日，“青记”边区分会成立大会在阜平第一高小隆重召开。边区新闻工作者数十人到会，这是个大团圆的会。会上，邓拓作了国内外形势的报告，他的广博学识、深刻思维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邓拓讲了边区新闻工作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敌后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整肃舆论阵营，加强舆论引导，保障舆论自由，报道应与敌后战争紧密配合，特别应与边区军事政治任务相配合。《新华日报》记者袁勃，文艺工作团的周而复、草明祝贺“青记”分会的诞生。大会选举邓拓等9人为理事。
“青记”总会被封后，“青记”活动却从未停息，同志们安全转移到其他地方，革命的火种撒向四面八方，燃烧起革命斗争的熊熊火焰，“青记”2000多名会员继续在各自不同的岗位进行不懈的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青记”总会虽然只生存了短暂的3年半时间，但它是中国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当我们纪念它诞生78周年的时候，我们感到：它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它的激扬、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它的办实事、求实效的艰苦朴素作风；它的讲团结、求大同的工作宗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咀嚼，吸收其中丰富的养分，在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扬光大。
（王大龙，作者为中国记协国内部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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