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

    编者按

    究竟哪一所大学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止。从逻辑上讲，答案理应是唯一的，只要有一种说法能够被证明与史实完全相符，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说法都是无法成立的。不过，由于“大学”一词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弹性，再加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如若在“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一语中附加上若干特定的修饰用语，那么，多个冠以“第一”名号的说法也是可以并存的，而且还能更好地反映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多元化特征。本文作者以梳理史上各式各样的“第一”大学，构筑了一条近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滋生，并不断成长、推进的“时空轴”，客观地展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非常特殊、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多源萌生和多样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

“西学东渐”中诞生的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澳门圣保禄学院

    诞生于西方中世纪的“大学”被引入、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最早发生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第一次浪潮之中。1571年，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圣保禄公学。1594年，其升格为大学，并以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之名正式注册成立。这不仅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教会大学，而且是整个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

    圣保禄学院的办学体制以葡萄牙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科英布拉大学当时的章程为参照，并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修改。其课程设置既包括神学、拉丁文、哲学、文学、历史、地理、法律、艺术、音乐、人文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在今天被视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科目，也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其教学形式、考试方法、论文答辩、学位授予等制度均仿照欧洲大陆的大学制度而设立。学院还拥有一个藏书4000多册的图书馆以及印刷厂、诊所、药房、天文观象台等办学设施。总之，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这所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可谓达到了大学的标准。

    1762年，圣保禄学院被葡萄牙政府当局关闭。在其前后长达168年的办学历史中，这所学院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门人才，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师生中不乏利玛窦、徐光启、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吴渔山这样的著名学者。虽然它早已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其在中国土地上开西式大学之先河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抹杀的。

国门洞开后教会大学的再度出现：登州文会馆和圣约翰书院

    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少学者认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圣约翰书院1891设立正馆（即大学部），首批招收学生2人（次年再招1人），正式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1895年，正馆首批3名学生毕业。

    1896年，圣约翰书院经改组、扩建，成立由文理、医学和神学三科组成的大学部。1905年，该校将正馆学制统一改为四年，年底，按照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大学条例成功注册，“得授予美国大学毕业同等之学位”，其中文名称也在不久后正式改为“圣约翰大学堂”。

    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建校初期，曾经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过多个“第一”：第一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第一场运动会，第一个校友会，第一个研究生院，第一份学校发行以及学生自办的英文刊物，第一次引入考试名誉制、选科制等西方教学制度，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学体育馆……

    然而，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发现，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是位于今山东蓬莱的登州高等学堂。

    1864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在山东登州府城开办了一所学制6年的蒙养学堂。到了1873年前后，添设“高等科”，“分置正、备两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学堂的英文名称也随之而更改为登州高等学堂。

    此时，登州高等学堂的实际程度已与当时西方的高级中学大致相当，还附带开设了相当一部分大学课程。正斋学生进行了大量自然科学实验，实验课的内容甚至比狄考文早年在美国读大学时所见的还要多。1877年1月，登州高等学堂第一届3名学生毕业，狄考文在为他们举办隆重的毕业典礼的同时，将学堂名称正式更改为文会学馆（简称文会馆），“因此馆将天下至要之学汇聚于兹，取以文会友之意也”。后来，由文会馆沿革演变而来的齐鲁大学，便将这三人视为该校的第一届校友。

    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的众多“第一”可谓数不胜数——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引进X射线理论知识，第一个使用发动机、亮起电灯、制造电子钟，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声学理论，第一首学堂乐歌，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

    事实上，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与同时代的“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曾先后担任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曾盛赞文会馆为“伟大的山东灯塔”，认为“中国任何高等学校都没有像狄考文博士创建的登州文会馆那样进行完全的科学教育”，为此，在1897年京师大学堂尚在筹备之时，他就一次性地聘请了12名文会馆毕业生前去任教（目前能核实姓名的有8人），其所聘西学教习中只有1人不是文会馆的毕业生。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在省城济南筹办山东大学堂（次年改为山东高等学堂），并聘请登州文会馆第二任馆主赫士来堂担任总教习，赫士亲率18名文会馆师生受聘前来，并以文会馆的办学实践为蓝本，制定各种管理及教学制度，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让山东大学堂成功开学，成为全国各省大学堂创建工作的突出典范。

    至20世纪初，在登州文会馆“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北至东北，南达云南。除了京师大学堂与山东大学堂之外，在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河南高等学堂、云南优级师范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多所高校（包括它们的前身在内），均有文会馆毕业生在其中任教，在这些地区的近代高等教育事业逐渐兴起与初步发展的过程中，输出了大量宝贵的人才资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洋务运动造就的官办高等专科学校：京师同文馆 福建船政学堂

    “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以学习“西文”和“西艺”为主要内容的近代官办新式学堂。

    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最初，该校只是一所外语学校，1867年，京师同文馆在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之后，才算初具近代新式教育性质。与此同时，还提高了招生录取标准，并开始不定期地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调取优秀学生来馆学习。

    大约在1876年，京师同文馆公布了一个“八年课程表”，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其中前五年的课程与今天的中学教育大致相当，而后三年的课程——“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地理金石”“富国策”等，即使以现今的标准来衡量，也已经基本达到了高等专科教育的程度。

    从1871年到1897年，京师同文馆又先后增设了德文馆、医学馆、格致馆、东文馆。1876年，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88年，又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随着学科设置与仪器设备的日益丰富，京师同文馆的现代高等教育特征也愈加显著。

    至于1866年由左宗棠奏设于福州的求是堂艺局，初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修法语，学习轮船制造，后学堂修英文，学习轮船驾驶；后经陆续添设，至1897年，已拥有造船、绘画、艺徒、匠首、驾驶、练船、管轮、电报八所学堂，这些学堂在习惯上一般统称为福建船政学堂（或福州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最早设立的驾驶、造船两个专业，学制最初定为5年，后根据实际情况延长至6至7年不等。在此期间，除了学习一些相当于中学程度以及少量略高于中学程度的数理基础课程外，还要掌握一门外语，并通过长期的实际训练，掌握一门比较高深的专门技术（驾驶或造船），因此，其办学层次毫无疑问达到了高等专科程度。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福建船政学堂可谓在国内开创了“厂校一体”“产学一体”的办学体制，并且将普通高等教育、高等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非全日制成人教育集于一身。此外，该学堂还于1875年在全国率先派送毕业生出洋留学。以上种种办学举措，在中国教育史上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两相比较，由于京师同文馆在开办之初并不具备现代高等教育特征，其正式开创自然科学专门教育的时间要晚于福建船政学堂，而且最初的实际教学水平和学生程度也大不如后者，因此，福建船政学堂实足以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专科学校。

民族危机催生的最早官办大学：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

    1892年，洋务派官员盛宣怀出任津海关道后，开始筹建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他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能奏请光绪皇帝开办一所“天津中西学堂”。盛宣怀筹设的这所学堂，虽名曰“中西学堂”，但其章程中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均属“西学”范畴，王文韶索性直接改为“西学学堂”，然后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两天之后，光绪皇帝就在这份奏折上作出了“该衙门知道”的朱批，然后又以军事急件的形式，当日就送返天津。以上细节，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朝野上下对于尽快建立起一所新式大学，实现兴学强国的愿望之迫切。

    1895年11月8日，《直报》上刊登的一篇政府公告出现了“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的表述。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刊登文章，并标有中文标题“北洋大学堂见闻”，文章结尾对盛宣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建起了一所西方式的大学表示了高度赞赏，并用中文再次明确标示了“北洋大学堂”的名称。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这一名称，在其建立的当年便已启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被政府当局正式冠以“大学堂”之名的高等学府。

    北洋大学堂开办之初，其头等学堂设有律例、工程、矿务、机器四个学门。其中，律例门开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之先河，其余三门工科学科亦均为当时欧美发达国家工科大学中的前沿学科。后来，北洋大学堂又一度添办过铁路班、译学班（包括法文班、俄文班）、师范班等临时性质的学科专业，但仍以法科和工科为其主要学科特色。

    1899年底，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头班25名学生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经直隶总督考试合格后，成为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1900年初，当时年仅19岁的王宠惠，从北洋大学堂获得了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钦字第一号”“考凭”，上面记载着他在四年修业期间学习过的所有课程——英文、几何学、八线学、化学、格致学、身理学、天文学、富国策、通商约章、律法总论、罗马律例、英国合同律、英国罪犯律、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词讼律、英国宪章、田产易主律例、船政律例、听讼法则，足见其为比较专精的高等法学专业教育。王宠惠的这张“钦字第一号”“考凭”，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1901年夏，学堂创始人盛宣怀通过他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选派了8名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毕业生或在读生（均为广东籍），由总教习丁家立亲自带领前往美国留学，开创了中国大学本科生及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之先河。数年后，这8名学生均在美国的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等几所世界著名大学分别获得了法律、政治、物理、土木、机械、矿学等博士或硕士学位。

    北洋大学堂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津海关关税、电报局和招商轮船局的商捐，这些款项本应上缴国库，但为开办学堂，经光绪皇帝批准，全数解交津海关道库储存，专备北洋大学堂使用。从其创始人盛宣怀开始，学堂历任督办均由津海关道兼任。由于该学堂为光绪皇帝御批官办，便获准在其正门上方镶嵌了一幅带有皇权特征的“双龙戏珠”图案，这在清末所有新式学堂的建筑物中堪称绝无仅有，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龙牌大学”。北洋大学堂的第一位毕业生获取的是“钦字第一号”毕业文凭，后来，其毕业生又多次被召集进京参加“殿试”，根据考试结果赏给进士出身，并授予实官，等同于科举中第中前三甲的待遇，相比之下，当时还没有培养出任何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就远远无法享受到此等待遇了。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本科毕业，在清末堪称全国的最高学历。鉴于北洋大学堂的上述特点，将其界定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批官办”的大学，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堂，可谓是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在自己的国土上创办的第一所官办（或曰公立）大学，也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另外，由于建校时间在北洋大学堂之前的那些高等学校后来均已不复存在，后继无人，因此，由北洋大学堂沿袭发展而来的天津大学，便成为今日中国现存大学中历史最悠久者。

    与北洋大学堂的“国批官办”性质相比，稍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又更进一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的大学。1896年6月光绪皇帝命令筹建京师大学堂，但是进展缓慢。戊戌变法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全文451字，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内容就有127字。之后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这就使其在充当“为各省之表率”的“全国最高学府”角色的同时，还必须身兼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为止。

    1902年初，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当年年底，仕学馆和师范馆首次招生，这批学生最终于1906年毕业。1904年，又招收了第一届预备科学生，但这批学生直到1909年才毕业。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重建过程，远比北洋大学堂更为复杂、艰难、缓慢和曲折，而且在开办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其办学层次与教学水平也一直落后于北洋大学堂。不过，在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设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最终还是达到了大学本科层次，并且在学科设置方面实现了后来居上，其学科门类与数量不仅远远超过了北洋大学堂，也比同时期全国所有的教会大学丰富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若以1910年各分科大学的成立为标志，那么，京师大学堂实乃中国近代第一所学科门类较为完备的国立综合性大学。

    （作者吴骁 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