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一期（《光明日报》2015年9月22日第七版），我们刊载了刘毓庆、徐志啸两位学者的对话——“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什么”。本期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再讨论。

    中国文学研究经历了一百多年西方文学研究模式的洗礼，正在逐步走出西方的阴影，开始显现出自己本真的面目。关于中国文学起源于六经还是神话的讨论，正是这一学术趋势的表现。

    在全球化横扫一切的时代，强调本国文学之源的特殊性，乍一看，似乎有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之嫌。但是，基于自由平等和人类文化多元化原则，任何一国独特的文学经验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强调本国文学之源的特殊性，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表现。人类文学之源作为一种归纳性质的普遍理论，在不了解所有国家文学源头的事实之前，任何理论概括都是以偏概全。因此，掌握中国文学之源的独特性乃是人类文学之源的普遍理论得以实现的逻辑前提。

    此次参加讨论的各位同仁观点不一，有主张“六经说”的，也有主张调和“六经说”和“神话说”的，这是一种“多元源头说”。遗憾的是缺少了主张纯粹“神话说”的文章。其实，传统的“神话说”依然包含着发展的余地。神话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超自然叙事，被古人视为真实发生的史实。神话主要论证信仰和社会基本秩序，因此其价值远超其他文学形式。中国古代人神相通，“三皇五帝”其实都是半人半神，或死后成神。因此，中国古代的神圣叙事主要采取了“上古史”的叙事形式。虽然其超自然的内容不及神话，但是它却发挥着论证社会道德和秩序的功能；其虚构性质经过古史辨学者的辨析完全可以归入文学。想象的“上古史”叙事对中国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仅提供中国文学的特殊经验，还应该借助此番讨论所发现的中国与西方文学源头的差异去探索更多民族与国家文学之源的事实，以期实现某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理论创新。这是中国文学研究获得世界意义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