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5日,台湾光复之初,许寿裳受命赴台创设台湾省编译馆,从事文化重建工作,一年多以后便在台遇难,把生命献给了台湾,也把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因果关系之问留给了世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对于当时文化重建工作的意义还可以进一步探究。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值得追问:
其一,为什么要进行文化重建工作?这是由当时台湾深具日本殖民色彩的文化状况决定的。日本自甲午战争后侵占台湾,长期施行殖民教育,课本废除汉文,采用日文,教学一律用日语,以致20岁以下台胞不仅不懂中国话,彼此交谈亦多用日语。甚至在台湾光复将近一年之后,时论仍然认为:“中国政府只‘收复’了台湾的形体,而没有‘收复’实质。”可以说,台湾省编译馆开展文化重建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清除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造成的“奴化”思想与“皇民”观念,回归中国本位文化,真正使台湾从文化上与祖国融为一体。
其二,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工作的实效究竟如何?在“二二八事件”后,许寿裳感到非常遗憾,并没有完成文化重建工作。他撰文认为:“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现在台湾既然已经重归祖国,可是以前所受的日本那些有己无人、讲利忘义的毒素还没有消灭。“二二八事件”所表现出来对外省同胞的残暴行为,便是一个适当的例子。”可惜,许寿裳几乎倾全部心力创设的编译馆很快就被裁撤,台湾也并没有真正如他所愿实现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此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下强制推行,埋下了无穷的隐患。
总之,关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与其说文化重建是导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之一,还不如说是“二二八事件”打断了正常的文化重建工作的进程。在台湾,“二二八事件”早已成为某些人难以释怀的历史悲情,甚至出于某种目的而有意操纵利用。在这种历史悲情之下,台湾与大陆的文化差异,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矛盾,均被有意地过分夸大,直接导致“台独”话语的恣意泛滥。值得注意的是,今后在研究台湾光复及相关历史问题时,要高度警惕历史悲情之下的过度诠释与史观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