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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7日 星期二

    黄钟大吕再起时更有辉煌乐章

    ——《曾侯乙编钟》历时十二载出版

    作者:本报记者 李苑 《光明日报》( 2015年10月27日 09版)
    资料图片

        今年年初,曾侯乙编钟与都江堰、长城等重大工程成就并列,入选85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日前,我国第一部以全球化视野撰写的、全面反映曾侯乙编钟文化面貌及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专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曾侯乙编钟》(全四册),由西苑出版社、金城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三十多年来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出发,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制度、铸造技术、艺术成就等方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论述,各专题撰稿人均是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多人是当年曾侯乙墓发掘的参与者。该书的出版不仅展现了曾侯乙编钟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更带来反思:为何这本研究专著等了将近40年才面世?我国是文物出土大国,但是考古研究大国吗?

     

        十余载磨出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曾侯乙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是战国早期的大型礼乐重器。它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气势恢宏,总重量有2500多公斤,加上横梁、立柱等构件,用铜量有五吨之多。它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十二个半音齐备,且每个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乐音。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曾侯乙墓的报告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那时我国的经济还远远没有现在发达,所以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报告不算太理想。”从事考古工作近40年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说,三十多年来,关于曾侯乙编钟也有一些不错的书籍出版,但都是零零碎碎的。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2003年秋天,由考古学家邹衡、谭维四领衔,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黄敬刚的发起、资助下,整合曾侯乙编钟出土以来各学科研究成果的工作终于启动。30多位不同专业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整理、编纂。

     

        2003年立项后,湖北又陆续发掘了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文峰塔春秋曾国墓地、郭家庙曾国墓地、枣阳曹文安曾国墓地等,为曾侯乙编钟及其所反映的曾国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历史背景。新资料的不断出现,使该书前前后后有过五六次“开膛破肚”般的调整。直到2013年深秋,这份沉甸甸的文稿才交到了金城出版社,随后,被列入201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远古钟声今韵悠长

     

        历经一年零九个月的编辑、印刷后,这部八开四卷本的专著,呈现在读者面前。

     

        该书揭示了曾侯乙编钟的艺术价值,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解释说,很久以前,钟的音色就受到西方听众的喜爱,但是钟的形状、形式很难上舞台,因为要发出钢琴中的“C”音,需要一百多吨铜铸造出的钟才能实现,这样的钟如果在礼堂里敲起来,产生的振动波,会造成听觉上的灾难,但曾侯乙编钟可以演奏更低的音,而重量只有几吨。

     

        该书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引用大量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对曾侯乙编钟所反映出的公元前5世纪前后,曾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总结了“曾随之谜”“曾国地望”“曾楚关系”“曾侯其人”等重大史学研究课题的研究成果。

     

        在音乐考古学方面,该书对曾侯乙编钟乐律学体系中所包含的“一钟二音三度音程”的钟乐设计、七声音阶的表现形式、钟律上的十二律体系及其律制、钟律铭文中体现的先秦乐律学理论、旋宫转调的应用与精确良好的乐器演奏性能等课题进行了梳理,对中国乐律学史及音阶史有关方面的研究进行了重新评估和修正,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新的观点。

     

        在艺术史和文化史方面,该书致力于还原曾侯乙编钟原貌,并以此为线索,尝试探索其与楚文化、华夏文化之间的联系,乃至世界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与异同。

     

        在金属铸造学及声学方面,在大量模拟实验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发音原理以及铸造方法、合金配制、调音技术等科研成果。

     

        首次亮相的大量珍贵图片,是该书的另一大亮点。书中收录图片约2500幅。为了支持本书的编写工作,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湖北省博物馆首次将曾侯乙编钟的所有组件拆分,大量曾侯乙编钟的细节照片及全部3775字铭文照片均为首次发表,是研究先秦礼乐、铸造、艺术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专著出版对考古研究的启发

     

        曾侯乙编钟入选85项“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表明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编钟的制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样性地、系统性地协作研究。但这样的研究在中国还是太少。正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考古工作似乎很繁荣,但是仔细一想,这种繁荣并不是真正的繁荣,它只是发掘品呈现的繁荣。”

     

        那如何让学术研究真正繁荣?杭侃说,可以把《曾侯乙编钟》的编辑出版过程当成一个范例。该书编撰以课题为主导,多学科参与跨界合作的开放式模式,值得倡导。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也以自身为例,说明了多学科合作对考古研究的重要意义。“我是从事考古工作的,如果让我研究曾侯乙编钟,我可能只会简单地描述其外形。但是现在要提高一个层次,使关心它、研究它的人,知道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李伯谦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不同学科的相互支持、帮助和合作。

     

        “《曾侯乙编钟》的编撰与出版,如古人铸钟之难,唯愿严谨治学、无私分享的多方合作精神,由此而发扬传播。”音乐考古学家、本书执行主编冯光生如此期待着。

     

        为此,丛书的编写者们商量,要以《曾侯乙编钟》编写团队为基本学者群,成立编钟研究院。该研究院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发起。

     

        在新书发布会当天,编钟研究会成立了。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方勤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冯光生被聘为首任院长。他们表示编钟研究院将以曾侯乙编钟研究为基础,邀请世界各领域学者加入,从多角度对世界钟铃类乐器及其他音乐文化遗产展开综合研究。

     

        “黄钟大吕再起时,更有辉煌乐章。”方勤如是期待。

     

        (本报记者 李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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