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三百年未有之世界变局与中国道路

    冷战结束后，“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这两类西方观察家口中自相矛盾的论断相继出现，轮番质疑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走势以及对外关系等，其中不乏心怀恶意的主观臆想。近年来，西方知识界另有一股试图解释中国政治经济成功之道的潮流，可惜由于西方主流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偏见和约束，往往难得中国道路之要领。

    没有对中国璀璨文明和曲折历史的深刻领会，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建国立制和改革开放历程的客观分析，没有透视世界政治经济变迁的全球视野，是无法准确把握当下这艘中国巨轮的历史方位和航向的。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学贯中西，多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东亚与两岸研究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是国际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国际社会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学者之一。他的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很好地整合了这些视角，体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世界格局与中国发展的通透思考和深邃分析。

    全球视野中的比较历史趋势分析，是“高思”中通透思考的源泉。作者在书中给人以当头棒喝：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百年难遇的历史分水岭，或曰“巨变时代”，这个时代同时发生了与中国兴起有关的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第一重趋势反转，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的式微，这个体系诞生于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例外论”为核心，迄今不过二十多年。第二重趋势反转，是指“第三波民主”的退潮，这波民主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南欧国家，波及拉美、东亚和东欧，持续了将近四十年，但时至今日民主化的动力已经衰竭，劣质民主和治理危机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不时出现。第三重趋势反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走了六十多年后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精英鼓吹的“华盛顿共识”已和美国金融泡沫一起破灭，西方经济增长引擎熄火，而贫富悬殊问题日益凸显，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第四重趋势反转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包括史无前例的中国和平复兴，这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近三百年间，西方主导世界的长期历史趋势的大反转。

    朱云汉的“四重历史趋势同时反转说”不仅打通了国际知识界近年来对亚洲发展和中国崛起的多种研究成果，而且体现出他本人一以贯之的学术研究逻辑。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美国《新闻周刊》总编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韦伯（Steven Weber）、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以及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Ian Bremmer）等知名分析家，都曾提出过“新亚洲半球”“后美国时代”“没有西方的世界”“无极世界的形成”等关于东西方世界格局变动的论断。英国《独立报》副总编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哈尔珀（Stefan Halper）出版的《北京说了算？中国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以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出版的《日蚀》等著作，直接探讨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既景仰又疑虑，心态复杂。

    这些论著成为朱云汉思考“四重反转”的基础。他以清晰的思路、简洁的笔触，将中国兴起与四重趋势反转连接起来，指出这个巨变时代的“中国效应”是世界历史演变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自身政治经济体系与世界体系互动的重要结果。中国在世界之中复兴，而世界发展也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中国的印记。不过，中国的复兴不是要把自己“美国化”，成为新一代霸权国家。他指出，中国是三百年来第一个不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姿态崛起的超级大国，是第一个具备强大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在全球上百个国家兴建各种各样基础设施的超级大国，是第一个能为全球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和互联网服务平台的超级大国，是第一个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和国有企业为主体推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超级大国，也是第一个既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来源国，又不灌输意识形态和移植政治制度的超级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兴起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深刻和长远影响。

    全球视野下的核心概念与制度分析，是“高思”中深邃分析的要义。真正的全球视野不是世界知识的堆砌，而是善于把握世界历史变迁的核心概念与深层制度。《高思在云》立足于作者对“民主”与“市场”这两个百年来欧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核心概念的精要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利润至上体制和贫富分化的格局之下，金融资本的巧取豪夺及其对自由市场的操纵，已经使这两个概念的实践严重偏离了本来的意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著文感叹：“美国民主早已背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实质上已经变形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根源。同时，包括朱云汉在内，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最近数十年来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全球肆虐，横扫主权国家的国界门槛与社会安全，引发日益恶化的分配不公与阶级分化问题。朱云汉本人主持的大型跨国学术调研计划——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不少实证研究已经发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关心治理的绩效，而不是民主的形式。

    正是在这两个核心概念上，中国兴起的进程和政治经济体系的运行不同于西方世界。朱云汉指出当下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三个特殊条件，亦即一党执政下的特殊政治体制、巨大的国家规模优势、全球化时代的后发优势，共同推动中国实现快速、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大国兴起。其中，高度发达的国家动员能力、政府运行的公共利益导向、坚持长期性集体性的发展目标、塑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等治理方式，都被作者纳入中国特殊政治体制的范畴之中。

    当然，朱云汉也提出，中国模式并非完美，中国兴起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中国人目前仍然在不断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制度创新的空间依然很大。他由衷希望我们的执政精英不要异化为垄断性利益集团，并能坚持适用于本国的治理方式。同时，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还必须纳入公民参与和问责机制，吸收“分享经济”（sharing economy）与“大数据治理”等新兴治理方式，以便更好地适应“多元现代性”的时代发展需求，并与西方代议制民主维持健康的竞争关系。此外，他认为中国政治与治理传统中的“王道思想”，例如“反求诸己”“讲信修睦”“执两用中”“济弱扶倾”“天下为公”和“天下观”等，可以济西方政治制度之穷。我们应该深入挖掘本国的优秀治理文化，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如此，中国兴起的良好治理和美好价值——而不只是客观的影响——才能真正得到发挥，这个巨变时代的中国印记才能更加辉煌、长久。

    （本文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