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写令人生畏的历史书

    对于中国历史，人们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刻板的印象：15世纪地理大发现所开启的“全球化”浪潮，迟至19世纪的晚清，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到来，才让中国人在万邦来朝的睡梦之中猛然惊醒。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新作《晚明大变局》给出了另一种视角：晚明中国就已卷入全球贸易的网络之中，无论是海禁政策的松弛、江南市镇的繁荣，还是思想解放的浪潮、文人结社的风气，这些“变局”都不是在中国内部悄悄发生的，而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围绕《晚明大变局》的写作，日前樊树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记者：《晚明大变局》前三章主要讲经济领域，后三章侧重思想文化领域。您认为，晚明时期经济的“变局”与思想文化的“变局”有着何种互动关系？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一书的主旨在于，从宏观的视角分析晚明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的深度与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它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恐怕也不算过分夸张。正如你所说，前三章主要是经济，后三章主要是思想文化，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剧变最为明显。这两者之间必然是互动的，而不是不相干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研究者可以从经济切入，也可以从思想文化切入，但不能互相割裂。第一章“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第二章卷入全球化贸易浪潮，这两章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外开放，而对外开放的阻力很大，可见它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思想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第三章江南市镇，讲到江南的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繁荣富庶，苏州、松江一带奢侈习俗风靡，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剧变。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为奢侈正名，反对“禁奢”。他认为贫穷带来俭朴，富裕带来奢侈；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奢侈型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叫作“彼有所损，此有所益”。他的家乡上海县因此而繁荣，号称“小苏杭”，原因就在于此：“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观点，与两三百年前的陆楫可谓不谋而合，他的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奢侈的道德意义与奢侈的经济意义不可混为一谈。这是经济变革带来思想观念变革的典型事例。

    记者：在中国历史上，到了各朝代的末期，旧王朝行将就木，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气象、人文思潮往往也开始萌生。在您看来，晚明大变局与汉末、唐末、清末的变革有何差异？

    樊树志：历史上改朝换代层出不穷，每一个新朝代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历史学家更为关注新朝代的创造性成就，比如秦汉是中华帝国的初建，唐是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宋是繁荣和创造的黄金时代等等。晚明大变局与此有所不同，它处在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折点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前所未有的剧变。当然，不能和晚清的大变局相提并论，因为后者是由帝制走向共和的剧变。

    记者：入清后，晚明大变局还在延续吗？发生了哪些变异？

    樊树志：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研究明史的人和研究清史的人，看法截然不同。我认为明史和清史都有各自的独特性，大可不必抑此扬彼。实事求是地说，在对外开放和解放思想的角度上考察，清朝是大大地倒退了。清初的几十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此后海禁政策一度放松，在广州、漳州、宁波、南京等地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也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显然与世界大势格格不入。清朝的康雍乾盛世，色厉内荏，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文人结社，发表言论。为了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禁止遗老遗少怀念前朝历史。雍正时汪景褀、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都因文字获罪。乾隆时变本加厉，全国性的文字狱有五十多起。乾隆四十二年的“字贯案”离奇荒唐，因为编者删节了钦定的《康熙字典》，没有为皇帝名字避讳，不但编者遭到严惩，书版、书册销毁，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官员也因“失察”而治罪。鲁迅说：“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根治不可。”文人们个个噤若寒蝉，哪里还谈得上思想解放！

    “提高”与“普及”可以兼顾

    记者：您在书中提出了嘉靖大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晚明出现了市场经济但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等结论。一些结论在专家学者中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还很新鲜。《晚明大变局》的读者对象是专家学者还是历史爱好者？您有过预设吗？

    樊树志：人们对于历史的探索永无止境，过去的定论，经过后人的重新研究，被纠正或否定，是常有的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晚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定论，最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提出许多质疑，有的老先生对于自己以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著作，做了自我否定。这是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历史就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书中关于嘉靖大倭寇的看法，是我的一家之言，也是一部分中外学者的意见。目前历史学界的主流看法，与此大相径庭。假以时日，可能会取得共识。学者个人撰写的著作，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有自己的见解，切忌陈陈相因，人云亦云。

    《晚明大变局》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有详细的脚注，力求言必有据，令人信服。在写作时确定的目标是雅俗共赏，既要有学术性，也要有可读性；既要让专业读者认可，也要让非专业读者能够接受，喜闻乐见。我反对孤芳自赏、曲高和寡的风格，不喜欢把历史著作写得面目可憎、令人望而生畏的样子。其实“提高”与“普及”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兼顾的。随着读者阅读眼光的精进，对文化修养的渴求日益强烈，希望回顾历史来反省当代、展望未来，愈来愈需要提高的普及、普及的提高。这是我的“预设”。

    记者：您先前的两部通史著作《国史概要》和《国史十六讲》广受读者欢迎，写作断代史的《晚明大变局》，与之有何差异？

    樊树志：通史写作是宏观书写，断代史写作是微观书写；前者注重博大，后者注重精深。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宏观的通史也需要微观的分析，微观的断代史也需要宏观的眼光。两者都需要长期的学问积累，厚积薄发。我所写的《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完全是由于教学的需要，编写简明的中国通史教材。以往学生对历史教材不太满意，最大的问题是陈旧呆板枯燥乏味。要写一本受人欢迎的教材，必须从受众的需求出发，反映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令我深受鼓舞。

    《晚明大变局》是我近5年来出版的第5本书，朋友们感到惊讶。其实，这些书是我以细水长流的方式，慢慢写出来的，从不“赶任务”，也不“拼命”。我在《明代文人的命运》的“后记”中说过：“作为‘30’后，到了‘逾七’‘奔八’的年纪，没有了先前课题任务的拘束，读书写作全凭兴趣，率性而为。这样的读书写作生活，其乐无穷，纯粹为了学问而学问，使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发，个性的张扬。这种自由驰骋的乐趣，不到这个年龄的人恐怕无法体会，到了这个年龄不再读书写作的人也难以接受。”

    （本报记者 杜羽）